张学良传
那是1925年北国的初冬。在短短的三十二天里,用他的话说,真是撞见了“恶煞”神,交上了“华盖”运,钻进了环环相扣、纷至沓来的“魔魂圈”。
尴尬局面之一:
奉天大帅府,凌晨。少帅刚刚洗漱完毕,秘书处就递上了从老帅那里转过来的郭松龄与张学良联署的“反奉”通电,里面明确提出,为“消弭战乱,改造东省”,必须要求穷兵黩武的张作霖下台,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持大政,郭某人自愿“竭诚匡助”。
那天,张作霖看过这份通电,登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把电报往杨宇霆手里一甩,便拂衣而起,绕室彷徨,最后,狠狠地吐出两句:“这是他妈的什么事!给他(指张学良)去看!”
少帅扫视一过,立刻脸色煞白,双手颤动,感到自己已经被置于极度难堪的境地。(张学良感悟人生回忆录)
多年之后,他对访谈者作过这样的追述:(人生感悟)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明白这个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连我的部下也不知道,不懂得。开始时,大家都不晓得我在这件事儿上处于什么位置,多数人都怀疑是我们两个闹的鬼。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好了。那么,现在郭松龄叛变了,又拥戴我,因此,都认为我是叛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
应该说,对于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少帅并不感到意外。他清楚地了解,这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当时,奉军也同其他军阀一样,派系丛生,山头林立。占主导地位的是随同张作霖接受招安而来的“元老派”,都是绿林出身、略识之无的“大老粗”。他们之间有的成为儿女亲家,有的结拜为“把兄弟”。为了扩充实力,后来,他们又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称作“士官派”,首领是杨宇霆,表面上依附于“元老派”,实际上,他们已经逐渐地掌握了实权。再就是“讲武堂派”,包括陆军大学和讲武堂出身的将领。他们以富国强兵、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为旨归,是颇具爱国思想与进步倾向的少壮派。虽为后起之秀,但奉军的精锐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讲武堂派”的精神领袖是少帅张学良;而郭松龄,由于与少帅谊兼师友,受到高度信任、特殊倚重,因而成了这一派的实际掌门人。鉴于迂腐守旧的“元老派”与“士官派”沆瀣一气,攘权称霸,排斥异己,深受国内外革命潮流之剧烈冲激的郭松龄及其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夫人韩淑秀,遂暗暗地积蓄实力,伺机崛起,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渐成无可挽回、一触即发之势。
对于张作霖多次发兵入关,争夺地盘,屡起战衅,郭松龄始终持反对态度。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吃了败仗,郭松龄上书老帅,苦劝“罢兵息争,保境安民”,老帅却置之不理。第二次直奉战争取得了胜利,就中以张学良、郭松龄麾下的第三军团出力最大。他们担负山海关一线主攻任务,击败五万直军主力,吴佩孚从海上逃命。从此,张、郭声威大震。事过六十多年,张学良仍然念念不忘:“这次胜利之后,我升上来了。但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在支持着我。”可是,老帅在论功行赏时,却独不提郭松龄。到了1925年,杨宇霆又竭力怂恿张作霖发动第三次战役,进关攻打冯玉祥。郭松龄闻讯后,愤慨地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他在江苏弄砸了,断送了东北军三个师,败退回来还包围老帅,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www.lzdaxue.com)
为此,郭松龄以养病和观察军事为由,偕同夫人暂避日本。在那里,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他当即表态:“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回国后,就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随后,将所辖的七万官兵改编为四个军,克日挥师北上。对于停止内战,反对进攻国民军,少帅是认同的,觉得合情合理,至公至正;但是,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要“儿子出面打老子”,推出他来扛“反奉”的大旗,那就无法接受了。
尴尬局面之二:
面对郭松龄的突然起兵,张作霖乱了阵脚,环顾北大营,将在哪里,兵在何处?一时竟没有着落。“完了!完了! ”六神无主的张作霖,这两天就像吞下了炸药似的,怒气一触即发,出出进进,不住声地破口大骂“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
这个鳖羔子,和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六子——鬼子,鬼子——六子,一个鼻孔出气,他除了老婆没让郭鬼子睡以外,吃一个水果都得分人家一半。
小六子上了郭鬼子的贼船,坏了大事,郭鬼子叫他当李世民,还要什么“清君侧”!
骂了一通之后,张作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补上这样一句:“咳!我与张学良,真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
这一切,都使身为老帅副手的张学良饱受心灵之苦,感到万分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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