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穷学生

　　我是北大穷学生

　　-作者:马超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对着哑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的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周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利用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时间太紧，忙不过来，找我帮忙，我一夜写了十二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十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去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她说：“哥哥，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努力的。”我给她回短信说：“哥这么做，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一个去新华社工作，再聚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看去那么平坦，可每走一步，其实却是那么艰难：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八寸，放成十二寸，放成毕业像一样大的二十寸。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

　　椰壳里淘金——作者：淳朴

　　2003年6月，海南省定安县的莫云峰带着打工攒下来的5万元钱回到家乡，准备创业。他闷在屋子琢磨了半个月也没想出什么合适的项目，整天愁眉不展。这天，他从屋子里出来，看到母亲正在用椰子皮刷锅，几下就把锅上的油污刷洗得干干净净。他的眼前不禁一亮，他想，市面上卖的塑料锅刷，都是用化学材料制成的，而椰壳内层的椰棕蓬松、柔软，具有较强的吸附力，是当地人除油去污的厨房“神器”，如果用天然的椰棕做出环保锅刷，迎合人们对绿色健康生活的追求，一定会大有市场!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两位好朋友，两人表示愿意尝试一下。3个人买回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锅刷。认真分析这些产品是怎样制作的。结果发现，制作锅刷其实很简单，只要想办法把椰棕卷起来，装一个手柄，产品就能面市了!

　　下一步他们开始着手从椰壳里面提取椰棕，本以为这活儿很简单，没想到一操作他们才发现，这才是最大的技术难题。由于市面上没有现成的机器，他们3个只能尝试着自己制造。一年多的时间，他们3个人每天尝试、否定、修改，不知试验过多少次。两位朋友先后打了退堂鼓，可莫云峰不信这个邪，他发誓要把机器造出来，但当他把多年的积蓄花光之后，他也准备认命了。

　　在准备放弃的当天晚上，他痛苦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他索性爬起来，抓起手边的一本杂志消磨时光。杂志上的一个故事吸引了他，一个男孩子参加学校的10公里越野赛，跑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汗流浃背，脚底发虚，这时，学校的收容车从他身边经过，已经上车的同学招呼他：“实在跑不动就上车吧。”他摇摇头拒绝了。又过了段时间，他觉得两眼模糊，胸口发紧，此刻又一辆收容车开了过来，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拒绝上车，因为他想坚持到终点。不知又跑了多长时间，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山坡，此时，他感到眼冒金星，全身虚脱，眼前的这个小山坡，在他眼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峻。他绝望了，不再坚持，当收容车再次招呼他时，他毫不犹豫地上去了。让他想不到的是，小山坡下就是终点。他后悔极了，自己只要再坚持1分钟，冲刺一下，就能到达终点了。那个男孩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比赛中，他总是提醒自己，再坚持1分钟就能到达终点了，就这样，他一直跑到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放下杂志，他沉思了好久，再次走进工作的车间，仔细研究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碰壁，但他从不绝望、从不放弃。终于在2006年春天，他从一个个椰壳里，提取出了丝丝缕缕的椰棕。

　　这个难题破解之后，他很快就生产了第一批椰刷，为了尽快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他带着椰刷参加了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一天下来，就卖出了5000多把椰刷，发出去3盒名片!第二天中午，一位日本商人找到他：“原材料从哪里来的?”他说，这种椰刷的原材料，是产自海南的椰圈壳棕丝。他还介绍说，椰棕具有天然无毒、可清洗、透气性能好等特点。日本采购商第一次听说还有用纯天然材料制作成的环保椰刷，极感兴趣，不断向他提出各种相关问题，两人谈了近3个小时后，日本商人当场就签下了50万把椰刷的订单。

　　由于打入市场的环保椰刷用户反映很好，订单也多了起来。2007年全年，他们总共销售了200多万个产品，净赚80多万元!

　　随着椰刷的热销，他想，一种原材料可以制作成很多种产品，那么椰棕除了做成各种刷子，还能做些什么产品?经过几个月的探索，他决定成立一个工艺品厂，专门生产各种椰棕工艺品。普普通通的椰棕在这里华丽变身，成为一只只栩栩如生的企鹅、考拉、兔子。很快，这些椰棕玩偶就成了海南的特色旅游产品，受到游客的喜爱。

　　现在莫云峰的椰刷和椰棕工艺品不仅热销全国，还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当年一文不名的小伙子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

　　直到现在，回首从前走过的路，莫云峰仍心有余悸，如果当初放弃了椰刷的研究，自己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在接受采访时，他提醒创业者，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住，有时只需坚持1分钟，就会迎来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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