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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懂散财的人
在我见过的人中，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两位。
比尔·盖茨占据世界首富之位的时间之久，以至于我已经失去了看每年新公布的首富榜和资产量的兴趣。他在自家花销上从不故意低调——耗巨资建豪宅，里面装备着他自己喜欢的高科技产品，常常大宴宾客。但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他的基金会。2008年6月，盖茨从微软正式退休，淡出日常管理工作，将绝大多数时间留给自己与妻子建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盖茨将自己的绝大多数财产捐给该基金会。
盖茨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情：一是依靠和平、合法、道德的手段，使自己成为世界首富；二是把赚来的钱捐出去，还吸引了巴菲特的加入，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盖茨建基金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父亲老盖茨、太太、巴菲特等。基金会成立之初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后来一篇文章引起了盖茨夫妇和老盖茨的注意。文章上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正死于一些在发达国家威胁并不大的疾病，如腹泻、麻疹、疟疾等。于是基金会逐渐确立了主要目标：全球健康、全球发展和改善美国西北部盖茨家乡的现状。基金会运作很高效，并不是把钱捐出去就完事，只有符合初期预定的目标并通过检查，才能获得下一笔资金；有时要求政府或其他组织拿出同样金额的配套资金。
盖茨已将企业做到极致，再继续下去也只是“独孤求败”，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快乐了。但他现在从基金会里找到很大的快乐，他在2009年度报告中说：“把既聪明又富创造力的人聚集成团队，并在他们遭遇挑战时给予资源和指导，实在是很有成就感！”
提到盖茨，就必须提到巴菲特。巴菲特对盖茨的影响很深，在多年的交往和仔细观察中，确认盖茨在能力、品格和热情方面都符合要求后，他决定以卖出伯克希尔股票的形式，把绝大部分资产逐步捐给盖茨基金会。但出于职业投资人的习惯，巴菲特也设立了三个附带条件：
首先，盖茨夫妇两位中至少有一位必须在世并参与盖茨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第二，基金会（或其代理机构）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以使巴菲特的捐赠用于慈善并免于捐赠税或其他税项；第三，每年巴菲特的捐赠必须捐赠出去，并需要基金会保证每年支出额不少于其净资产的5%，但头两年不适用。
盖茨和巴菲特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一种伟大的“利用”关系：盖茨通过自己的行动，成功影响别人，通过巴菲特的捐赠使自己的基金事业迅速扩大，为自己的事业找到了第二个出资人；而巴菲特知道自己年事已高，通过盖茨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人，让他按自己的意愿和原则把钱花出去，找到值得自己信任的“花钱师”。
所以两人都很会花钱。
盖茨很懂得通过花钱让自己快乐，首先因为无论是兴建豪宅还是成立基金会，钱都是在自己开心的目的下花掉的。其次，盖茨的钱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花的。第三，盖茨夫妇鼓励别人也按自己的价值观来花钱。第四，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花钱方向功德无量，超越国家、宗教、种族、肤色，取之于全人类，用之于全人类。
而巴菲特，他首先找到了最有能力的“花钱师”，因为盖茨最好的历史业绩就是创建和管理微软，有这样管理经验的人，应该有能力管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其次，虽然他和盖茨夫妇是朋友，但还是用制度来约束人情，确保自己的资产真正被用于捐赠。第三，他的钱花得很有效率，他要求捐赠避税，因为如果缴纳巨额税收，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会被相对低效的政府机构花出去，这是他不愿看到的。第四，以伯克希尔股票的形式进行捐赠，对自己的公司形象和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把花钱变成财富增值的途径。
卡内基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种耻辱。”如果说美国有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方面，那就是公益。美国富人向社会回馈财富的机制，是世界上最成熟的。但这样的成熟不是上天赐予，而是靠卡内基、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这些人的代代努力来推动的。从观念层面，众多富豪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从国家层面，规定捐赠可以免税，以资鼓励；从操作层面，有众多机构和普通人的参与，慈善机构效率很高，甚至旧衣服都可以用于捐赠。
中国也有很多人充满爱心，但我们在回馈社会和兴办慈善方面还缺乏成熟的体系。一万个人声援，不如一个人行动。有的组织已经开始从小项目做起，这是值得钦佩的开端。
盘点那些成功的坏老板
史玉柱新书最近很火。他在新书中提到，和马云在飞机上讨论“企业家一定要是坏人”，两人谈的很投机。事实上，不光史玉柱和马云，“坏老板”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无数证据表明，“坏老板”领导团队的执行力远远胜过“好老板”。
更有点评称，历史往往是由“坏人”创造的，比如：半个“流氓”出身的刘邦、从小调皮捣蛋的曹操、逼父造反的李世民、没皮没脸的朱元璋等，因为只有“坏人”才敢起来造反和变革。创造好公司或许也是如此，因为“坏老板”有更坚强的神经，更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敢于打破常规的圈囿，突破习惯的桎梏和传统的束缚。商业竞争毕竟是一场“打硬球”的游戏，狭路相逢“坏”者胜，归根结底是“坏人”（硬汉）和“坏人”（硬汉）之间的竞争。
以下盘点那些成功的“坏老板”，并分析如何做好一个“坏老板”。
一、史玉柱：“只问功劳，不问苦劳”
中国有句老话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般情况下，若是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当事人多半会给自己找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多半也是会用这句话来安慰当事人。
但是，在史玉柱的脑海里，却不是这样的。史玉柱奉行的是：在公司只认功劳，不认苦劳。这句话也是巨人企业文化中的第一条。
这听起来有些无情，不过，史玉柱是这么做的。史玉柱说，在巨人第一线的销售人员做不好连300元的底薪也难保，如果做好了就可以拿到高得惊人的销售提成。
史玉柱还制定出十分特别的激励政策：对于完成销售任务最好的前5位，史玉柱给予金光灿灿的奖杯以示表扬，而对于末尾的5个市场开拓团队，则交以黑色锦旗一面，上书烫金的“倒数第X名”字样，令人无地自容。史玉柱的激将法果然奏效，得到“倒数第X名”黑旗的团队，羞耻感更有助于发愤图强、迎头赶上。
在新书中，史玉柱提到其做产品、做营销都会做详尽、真是的消费者访谈，但是访谈会有作假。为了保证访谈报告的真实有效，史玉柱出台了访谈作假惩罚法。开全国大会时，拎出来作假的人让他在台上连讲一百遍，假如他叫张三，就讲100遍“张三没有信誉，张三没有信誉”。下次就不敢了。
这些做法听起来都有些“变态”，不过，史玉柱确实打造了一支在全中国竞争力都数一数二的营销队伍。
二、马云：刚来公司不到一年的人，谁提战略谁离开！
2011年08月29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发内部邮件，非常直接地批判了部分新员工的浮躁和态度。他警告来公司不到1年的人，千万不要给他写战略报告，谁提战略谁离开！
他直接了当地说：
1、我们永远不会承诺你发财，升官，在阿里我们一定承诺你会很倒霉，很郁闷，很委屈，很痛苦……很沮丧……
2、刚来公司不到一年的人，千万别给我写战略报告，千万别瞎提阿里发展大计……谁提，谁离开！但你成了三年阿里人后，你讲的话我一定洗耳恭听。我们喜欢小建议小完善……我们感恩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完善行动。
3、公司不是请我们发展我们的，公司花钱请我们是来发展我们客户成长的。我们是通过发展客户来发展自己。
马云的基本意思是：花钱来是请你做事的，不是请你提想法的。说得非常直接，听起来也很刺耳。
这封给新员工的信，看起来无情，但确实是马云管理思想的体现。马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执行力的作用。据称，马云与孙正义曾经探讨过一个问题：一流的点子加上三流的执行水平，与三流的点子加上一流的执行水平，哪一个更重要？结果两人得出一致答案：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水平。马云就曾将阿里巴巴称之为“一支执行队伍而非想法队伍”。
三、“毒舌”任正非：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
任正非这位老板有多“坏”，从下面几句话便知：
1、“进了华为就是进了坟墓。”
任正非对刚进华为的新员工说。
2、“华为没有院士，只有院土。要想成为院士，就不要来华为。小改进，大奖劢：大建议，只鼓励。”
任正菲批评部分研发人不顾市场，只顾埋头钻研时
3、“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
任正菲评价某财务总监的“进步”。
4、“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任正菲批评一位刚进华为就给自己写“万言书的”北大学生
5、5年之内不允许你们进行幼稚创新，顾问们说什么，用什么方法，即使认为不合理，也不允许你们动。5年以后，把系统用好了，我可以授权你们进行局部的改动。至于结构性改动，那是10年之后的事。（励志语录）
任正非对华为干部说
从任正非的这些犀利语录中可以体会到华为的企业文化：持续的危机感、打死仗的劲头、对制度的始终如一。不过，正是这样的企业文化，锻炼出了一只让业内羡慕的“狼性”队伍。
四、张瑞敏：通过当“恶人”改造人
以“砸冰箱”和“不允许员工随地大小便”管理起家、被誉为中国企业现代企业管理教父的海尔张瑞敏说过“伟人首先是恶人”。如今广为流传的关于海尔的管理经验往往是由一个个“恶人”管理的小故事串联成的。
胡泳说：“每个人在开完会以后必须把自己坐的椅子推回到原位。”
谢艾琳说：“某某某下班以后椅子没归位，要进行罚款多少多少。”
张瑞敏如此做的原因是要“改造人”。他提出了“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管理理念。”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意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控制。
通过当“恶人”，张瑞敏完成了对海尔人的改造。
事实上，企业家里的坏老板还有很多，据称微软的比尔·盖茨和鲍尔默对着完不成任务的员工骂粗话、对着不能迅速领会他们意图的员工讽刺挖苦是常有的事；戴尔电脑的迈克·戴尔更是IT业的著名“恶人”，拉里·埃里森甚至在企业员工的T桖衫上直接印上“杀死对手”的挑战性宣言。
褚时健：跌到低谷的反弹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巴顿将军——王石对褚时健的评论
褚时健为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唯一的女儿当年在狱中自杀。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东山再起，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又到了橙子收获的季节，2013年估计产量有1万吨，批发价为10-14元/公斤，预计收入在1亿元以上，利润估计有几千万元。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几年间，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然而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的时候，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贪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期间，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而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并没有垮掉，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东山再起，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老人家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
2002年开始种植褚橙，褚时健那时已75岁。这些年，80多岁的他每个月下地8-10天，对果园管理盯得非常细致，严格管理。从玉溪到嘎洒果园，200多公里，全是山路，行车至少3个多小时。褚时健打电话通知次日8点到果园开会，第二天绝对准时到，所以没有一个下属敢迟到。
老人家靠着之前人脉资源的支撑和影响力的辐射，比如云南的几大烟草公司在褚橙都还没出来就高价预定了大部分作为员工福利，以及自己的管理方法，2013年估计产量有1万吨，批发价为10-14元/公斤，预计收入在1亿元以上，利润估计有几千万元。
当然老人家也意识到人脉关系渠道不是长久这个问题，2012年已经开始在电商渠道销售了。
如今老人家已经86岁，对老人家来说，他在曾经的辉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这就足够了。每个人都曾失败过，是一蹶不振还是再次站起，褚时健这个最富争议的人物，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万科董事长王石此前也说，“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近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再叹：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生活比小说要精彩很多，也要现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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