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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无数个不专业的人成全了我

  张猛:无数个不专业的人成全了我
  
  “我从来没奢望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但是不喜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挤点时间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
  
  “拿到这个奖,我就可以跟老婆说,不用再等3年了,日后可能就会有钱,拍下一部电影。谢谢你,老婆。”10月18日晚,张猛在合肥第一次走上了金鸡奖的领奖台。这是他进入电影圈的第四个年头,伴他斩获金鸡的是导演生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钢的琴》。
  
  组委会评语这样写道:电影《钢的琴》是一部创新意识很强、风格独特的作品。既蕴含现实主义精神和气质,又有质朴的个性色彩。创作者把个人命运放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用独特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塑造了一群诚实可爱、个性鲜明的工人形象,特授予“评委会特别奖”。
  
  “工人阶级的绝唱”,这是张猛眼里的《钢的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差一点成为张猛电影生涯的绝唱。
  
  重回集体时代的“绝唱”
  
  1995年,在中戏上学的张猛回到老家铁岭,帮姑姑装修她的服装店。为了找木料,他去了父亲年轻时待过的铁岭评剧团。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小时候见过的那架钢琴。它最独特的地方不是比普通钢琴大,也不是比张猛更年长,而是它并非出自琴厂。造出这架钢琴的,是张猛的父亲和当年样板戏学习班的一群剧团同事。
  
  张猛掀开已经龟裂的琴盖,按了一下琴键,多年后它居然还能发声。只是,按下的琴键孤零零地陷在键盘里,再也没能复位。后来每次想起这一幕,张猛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词:绝唱。
  
  那一年,张猛印象最深的就是街上经常能看到老工人们打着横幅上街。“其实东北老工业基地从1985年开始,就已经有厂子开始倒闭,95年是最艰难的时候。”
  
  他清楚地记得90年代。那些年,同学中有父母因为经济原因离婚,也有同学的父母下岗后复婚;有人跟随大人远走他乡,也有人因为家庭成绩一落千丈。说不清为什么,一夜间,所有人的生活都变了。
  
  还是在那次装修中,由于要将一块钢板镂空作为装饰墙体,张猛来到铁岭的一个钢材市场。每个店面的老板,都是原来钢厂的工人。买断工龄后,有人不要钱,跟厂里要了车床之类的设备,来到市场开起小店。市场上,车铆钳焊,一应俱全,张猛就这样走完了一块钢板的流水线。
  
  “我看着钢材市场这么红火,一下就被带回工厂繁盛的时代。虽然它不是集体,只是个人,但是这些人组合到一起,又形成一个小的工厂氛围,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张猛内心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生活突然变成这样,这是这群人可悲的地方,也是他们可敬的地方。这样一群人,用个体的主动努力,就把体制的改革给消化掉了。没有苦闷,一个个活得还劲劲儿的。”
  
  只能发一次声的琴键,和红火的钢材市场,此后便在张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两年前,这个酝酿了多年的故事,终于以“工人阶级的绝唱”打通了张猛的记忆。他决定换一种造琴的材质,用情感将故事中的一群人再度凝结在一起。
  
  把自己逼上梁山
  
  高中毕业那年,张猛告诉父亲张惠中:我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张惠中是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知名导演,赵本山央视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都是他的作品。尽管有些吃惊,父亲还是托人从北电找来辅导老师。第一次见面,老师问:你喜欢什么电影?他说:打片儿!“其实我当时真的对电影什么都不懂。”那年北电导演系没有招生,他进了父亲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美。
  
  大三那年,张猛看了一部电影。片中那个友情、亲情和爱情全被瓦解的小偷,茫然无依地游荡在山西汾阳的小县城,深深打动了张猛的心。“我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视角,可以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出现在电影上。”这部令张猛恍然大悟的电影,就是贾樟柯的《小武》。“贾樟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绝对宽泛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的内心变得非常强大,我也想去做那样的事情,我也想去拍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
  
  大学毕业后,张猛分到辽宁电视台作舞美师。拆台、装台的工作日复一日,强烈的厌倦让他跟小武一样,有大把时间在街头看热闹。那天他在沈阳红旗广场遇到了一群吹喇叭的杂耍艺人,讨钱的托盘举到面前时,他掏出10块钱。艺人全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单独为张猛吹奏了一曲《梁祝》。
  
  “我听完扭头就走,一转身,满眼是泪。为什么你们不能干点别的?”张猛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后来变成了一个老愤青。”
  
  第一次拍片是2002年。那年春节回铁岭过年,他盯着手里《铁岭日报》看了半天。一天中,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突发奇想的他,想把报上不同版块的新闻事件拍出来放在一起。跟朋友一讲,朋友说:又难拍又没意思。后来他们换了思路,打算拍一个工人退休第一天的生活,这就是纪录片《耳朵大有福》。尽管设备简陋、制作粗糙,它还是在法国和韩国连续获奖。
  
  在那之后,他离开电视台,进入本山传媒担任副总裁,主管广告和企划。在赵本山一次备战春晚的过程中,他提出的建议令创作打破僵局,后来这个小品由他担任编剧,这就是《卖拐》、《卖车》系列的终结篇《功夫》。
  
  二十出头,荣膺副总,在外人看来风头无两,但张猛始终不快乐。本山传媒的主营业务一直是二人转演出。“我对二人转根本没有兴趣,也不喜欢广告这些经营事务。”
  
  促使他向赵本山提出辞呈的又是一部电影宁浩的《疯狂的石头》。毕业后,张猛曾经去北电进修过一年半,当时宁浩正在那里上学。《疯狂的石头》在当年以口碑和票房双赢成为年度黑马,这让张猛心中五味杂陈。“不能再这么耗着了,我得去拍片。”
  
  不难想象,辞职的举动令赵本山极不高兴。离开后,张猛迅速将纪录片《耳朵大有福》改出了剧情版的故事大纲。看着张猛长大的范伟担任了男一号。开机那天,张猛的妻子来片场探班,她已经有了身孕。张猛很清楚: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所有新人导演拍长片处女作遇到的难题,张猛一个不落,全部遭遇。艰难拍完的《耳朵大有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亚洲最佳新人奖。得知张猛自己垫了70万,一个女评委对他说:张猛,你的下一部片子,一定要用健康的资金来拍。
  
  “国际著名穷人团队”的集体冒险
  
  这位女评委,就是张猛“下一部片子”的女一号秦海璐。但“健康的资金”在《耳朵大有福》问世整整两年后,依然看不到踪影。
  
  《钢的琴》筹备时,遇到过一位有意投资的国企领导。那人一上来就跟张猛说:“我觉得应该让这群人最后开一个钢琴厂,然后组成乐队,去营销。片子最后有1万个孩子,集体弹钢琴,布满广场,这个场面就大了。音乐再一起,把气氛煽上去。”张猛当时就懵了。
  
  另一位知名制片人告诉他:“我来投资,但是你不会有一分钱的片酬,主创的劳务都得降一档。我们不用胶片拍摄,换成高清。你同意,我们就来做!”张猛拒绝了这份苛刻的合约。
  
  最终,《钢的琴》在只有7万元的情形下冒险开机。“国际著名穷人团队”,张猛这样称呼自己的剧组。制片人来自美国和韩国,摄影师来自台湾,张猛是“亚洲新人”,秦海璐是“金马影后”。开机时,秦海璐私下跟他说:我们这个团队里,我算是最有钱的人。(励志故事 www.lzdaxue.com)如果你没钱了,一定要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拍完。只有拍完了,才有电影。
  
  剧组边拍边借,最后账上只剩下47块钱。倾其所有垫出97万后,张猛把家底掏空了。秦海璐最后自己掏钱,成为影片的出品人。
  
  片中有一处,主人公陈桂林在铁路桥附近炸鱼。陈桂林点完炸药后,镜头没有对准小池塘,而是跟着他一起离开。因为剧组没钱买炸药,只好在后期配了一个爆炸声。甚至连买烟饼的钱都没有。片中出现的烟雾效果,是工作人员扬灰造出来的。
  
  关机前的最后一个镜头,所有人都在等待。很多工作人员都纳闷:“怎么回事?人都在,为什么不拍?”因为没有胶片,大家在等从北京赶来的最后一本胶片。“就剩这一本,多半尺都没有。只能拍一条。”
  
  先后亮相多伦多电影节和东京电影节后,《钢的琴》声名鹊起。国内上映前,“改名风波”又一次让它成为关注焦点。因为觉得片名不够商业,投资方有意改为《疯狂的钢琴》。“如果改名,明天的宣传活动,我扭头就走!”上映前,秦海璐在微博中力挺张猛。投资方整体接盘后,所有人垫付的资金悉数返还,秦海璐也不再出任出品人。
  
  “其实不怪投资方,在1500份观众问卷中,九成以上的观众表示会看《疯狂的钢琴》,只有不到一成的观众选择看《钢的琴》。”
  
  我不希望别人像我那样去扛
  
  《钢的琴》票房550万,与成本基本持平。
  
  “我从来没奢望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个片子,但是不喜欢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我希望所有人能挤点时间静下心来,回头看看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
  
  张猛特别留恋工厂繁盛的时光。他总也忘不了早上上班的时候,铁路道口拦下乌泱泱的人群,每个人的后座上都别着铝制的饭盒。菜市场、澡堂子里,大家彼此都认识。电影院门口,有人安心做着自己的小买卖。“所谓繁盛,是说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不像现在,谁瞅谁都不顺眼。日子过得特别快,每个人都很焦灼,物质成了衡量家庭和个人的惟一标准。你挣不着钱,就只能搬把凳子出去晒太阳。”
  
  《钢的琴》中有一对即将被拆掉的大烟囱。张猛形容,它们是“工人阶级的阳具”,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炸掉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我不知道是该竭力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它离去。突然有种莫名的忧伤,似乎觉得有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它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如果我们成功,它将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失败,它将会成为我们一段美好的记忆……”
  
  这段话,既是戏里汪工对于自己和烟囱之间情感的诉说,也是张猛想告诉过去那个时代的一段内心独白。片中过度的轨道横移拍摄饱受影迷诟病,但是张猛不以为然。“我的每场戏,摄影机就是匀速运动,这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它是时代步伐的一个象征。不管镜头下的人是否跟得上,它都会按自己的节奏向前。尽可能让画面平面化的处理,就是想展示工业的废弃空间,人在那个空间里会变得渺小,这是拍摄前一个既定的方针。”
  
  电影成功后,《钢的琴》被改编成电视剧版本,张猛出任了编剧。他为电视剧版取了新的名字《离幸福就差半步》。原本投资方希望由他担任导演,正常情况下,一个电视剧导演一天最低拍摄6页剧本,但是他1页都拍不完。后来他找到父亲:“你来导吧,我实在力不从心。”
  
  还有一个原因也让张猛对拍摄电视剧丧失兴趣。“你不可能在电视剧里放入大量的个人情怀。”张猛说,“我一直觉得,梦想不重要,情怀最重要。我用两部片子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导演。不是为了讲这点情怀,我完全可以干一辈子栏目的舞美。”
  
  著名学者戴锦华评价张猛说:他用自己的制片困境告诉我们,即使在今天,即使在整个资本过剩的中国电影环境中,爱电影的年轻人,必须以一种献身精神,开启你的献身事业。
  
  采访时,张猛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电话,跟他倾诉自己的苦恼。那也是一个为电影梦坚持了多年的青年导演,按照投资方要求,新片将启用一位最近相当走红的内地小生,但是导演本人觉得不合适。“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张猛在电话里告诉对方,“我是扛下来了,但是这条路不好走,我不希望你也走一次。”
  
  拍完《耳朵大有福》后,张猛的妻子跟他说:现在你也拍过了电影,这回你该满足了吧,该回来踏实过日子了吧。张猛停了半天,说:我还想再拍一部。妻子说:那好,我再给你3年时间。如果3年不成,那咱们回家。你回电视台上班,实在不行,咱俩开个小店。
  
  “我很幸运,不是谁都能扛下来。有很多人都在扛,一样在坚持个人情怀做东西,但是到今天也没有哪部片子出来。你只有冲出来了,家人才会过得更好。我好多的经验不可复制,也没有任何值得借鉴的东西,更多还是幸运的部分。我遇见了我的韩国制片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第一部戏,到今天他还在应对自己的一些官司;没有我老婆也不行,我的家庭一直很幸福;还有我的美国制片人,虽然不接地气,但是一直很执着。”张猛说,“无数个不专业的人,造了一个《钢的琴》,也成全了今天的我。”

  许单单:成功,没有人比我更曲折
  
  进入职场4年半,许单单已经跳了3次槽,从年薪10万的互联网公司员工成为一个年薪近几百万的基金公司分析师,许单单的成功是几乎不可复制的。像他这样一个曾经一无所有的人,或许有更强的能力获得一切。
  
  许单单的故事非常适合被写成奋斗传奇。1983年出生的安徽农村小子,研究生毕业5年,跳槽3次,从一名年薪10万元的互联网公司职员,变成年薪几百万元的互联网分析师。2011年12月,他离开了工作2年的华夏基金加盟美国对冲基金,在这年的最后一天,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作为美国对冲基金的唯一一位中国雇员,带去对整个中国的投资机会的分析。
  
  许单单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从很内向、很自卑到强迫自己不内向;通过无意间创业强迫自己掌握管理能力;通过飞机上认识的人强迫自己投入更多社交,再不断地碰到和网罗有用的人。他说他能够拥有今天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人比我更曲折。”
  
  “我5岁上小学,小学是5年制的,小学一直都是班里的第一名。初中比较贪玩,整个初中都不好好学习,我觉得班里有好多人都比你厉害,永远都考不到第一名。我初三刚开学,就是13岁时,父亲生病去世了,没有人管了,就开始玩,打台球。高中就没有考上。因为又矮又小,13岁实在太小了,家里比较穷,没有经济来源,没法出去打工。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妈妈说,那就复读一年,长点个子再出去打工吧。14岁复读时,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不学习,天天玩。离中考还有一个月时,和女孩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分手了,然后我才开始学习,学了一个月。
  
  我们县城有3个高中,我报的是第三好的高中,也没报希望能考上,没想到竟然考上了。第一个学期考试我考了第一名,当时觉得天大的运气啊!因为我考入高中的时候是20名。到期末,很担心自己考不了第一名,结果连续两个第一名,然后觉得好像不是偶然,又突然有了压力,下一次考不了第一名岂不是很丢人?便开始努力学习。有一次我没复习好,又怕考不了第一名,便跟老师编理由,说有事不能去考试了,逃避考试。班主任不同意,结果又考了第一名。
  
  在老家那边,上高中的人极少,一个村子里的人只有两个人上高中,考大学时又有一个不成文的风俗—复读才能考上大学,复读生和新生的数量是1:1。老家很闭塞,我只知道中国的三个大学,北大、清华和安徽的中科大,但是这三个肯定考不上。但我一定要拿一个通知书回家,爸妈会有面子,我觉得自己的化学比较好,就报北京化工大学,特别可怜地就上了大学。当时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我都去复读班去报名了,考到一定分数可以免学费。后来才知道,我的分数是可以上北大的。
  
  我拿着通知书回家,家里就开始闹矛盾,高二时候,家里来了后爸和我一直在吵架。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农村那边说儿子是巨大的负担,农村父母一辈子的钱给儿子结个婚就没有了,后爸说三个儿子怎么养得起啊,就让我妈和他一起远走高飞,我妈说不能走,孩子还小,而且单单还在读书。
  
  我高二就替别人考大学,当枪手,一天100元。16岁从安徽跑到江苏替别人考成人高考,赚了钱,就跑到陕西山区的姥姥家去找我妈,听说我要到陕西,后爸带着我妈又走了,我只好又跑回安徽,我妈不忍心了,回到了安徽的家。高一时,我妈觉得养不起那么多孩子,曾经要把小弟弟送给别人家养,我也同意,我们家上不起学,送到有钱人家还能上学。但家族的人不同意,骂我妈把家族的人往外卖,我觉得有点像电影,我会突然间崩溃:‘不要吵了,都闭嘴!’后来就把弟弟送给别人了,过了3个月又接回来了,实在是不舍得,艰难就艰难吧。
  
  我妈就跟后爸许诺,等我读完高中,能给弟弟妹妹做饭了,就跟他走。他们默认我是考不上大学的。我拿通知书回家,我的姨妈和姨夫都来我家庆祝,可后爸特别生气,拿一个白碗倒了一大碗白酒一口气喝了,把碗摔了就走了。我当时特别伤心,我在全校1500个人里考了第5名,我觉得挺不错的。别人考上了大专还在电视上点歌什么的,我考的还是个211呢。我特别伤心,不吃饭就哭,整个暑假都不在家待。后爸和妈妈吵架:‘看吧,他考上大学了要走了,没有人给小孩做饭了,你又要留在这,走不了了。’打破了他的计划,他就离家出走了,我妈没办法,也就带着妹妹跟他一起走了。一直到我开学都没有回来。我特别伤心。
  
  我初三时,父亲去世前,就给我留了几千块钱让我上大学用。他去世前种了很多桃树,桃树3年一结果,我把桃子卖了,卖了一些钱,养了一些牛,牛是3年生小牛,高三时生了小牛,小牛长大了,卖了一些钱,凑齐了我的学费。我走之前,妈妈都没有回来。姨妈给了我一个她女儿用的旧箱子,我又去集市上买了一双39元的鞋子。那是2000年,小弟弟才11岁,大弟弟15岁,我走了他们俩怎么办啊。我拜托邻居的大爷,给两个弟弟隔两天和一次发面,让他们蒸馒头吃。两个弟弟不太懂事,目送着我走,我安排他们不要打架,他们一句话都不会说,不会说哥小心点,就呆呆站在那儿。我当时觉得特别悲壮,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县城的人,要孤身一人去北京了,都没有家人送。走到拐角处我就哭到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时候我特别恨我妈。
  
  我在北京待了一个月才给家里打电话,妈妈对我特别内疚,整个大学四年我都不高兴,我想我这辈子都再也不会回去了。第一年春节我回家了,但我只出房间上厕所和吃饭,剩下的时间就在屋里疯狂地背英语,后爸还是跟我闹矛盾,就回了他的老家,我妈也跟他走了。我也很伤心,买了一箱方便面,每天限制弟弟只能吃一包方便面,我还生气着呢,我才懒得包饺子呢,那时觉得命运怎么这样啊。暑假我就不回去了,大年二十九坐火车,大年三十下午到家,吃个年夜饭,第二天睡个懒觉,中午吃顿中午饭我就走了,几年来都是这样。我妈要送我,我也不理她,下特别大的雪,她要给我打伞,我故意避开也不让她给我打伞。我不回头地往前走,过了拐角就开始哭。”
  
  许单单怀着对家庭的积怨在化工大学读书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让他耿耿于怀—那个学校太小了!
  
  大二开学的第一个周末,他顺着北三环徒步走去了清华和北大,那两所国内最著名的学校始终吸引着他。在清华校园里,他看到路两侧都是学校活动的牌子,有很多的名人讲座,他再也不愿意在化工大学上学了。于是,他开始复习高中课本,想重新考大学。他每天学习到半夜两三点,再翻墙回宿舍住,系主任出面干涉,说你这样对大家的影响不好,可他决心已定,还是跑回老家报名高考。许单单在报名处转了两天,最终却没敢进去,他怕人家查出来他已经上过大学了。当年,他们县里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能考上北大、清华,他担心如果自己考上了,一定会被地方上的媒体追踪报道,那时就露馅了。直到报名结束他还是没有勇气走进报名处。
  
  既然不能再次高考,许单单决定,考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他权衡了一下,当时清华的计算机是热门专业,可他本能地讨厌编程,其中有一部分源于出身农村的自卑感,觉得自己没法和从小玩儿电脑长大的城市小孩竞争。恰好2003年,印度总理访华,许单单发现印度是个软件发达国家,他虽然抵触编程,但愿意做跟软件相关的生意,比如市场和管理,于是,他报考了北大的印度语言与文学专业研究生。
  
  “我整个大学都是很内向的人,从老家回来以后,我就专心致志地考研。但大三春节那年我回安徽,发现有人拿了一本陈文灯的数学考研书,整个市面上都没有,我灵机一动,我卖这本书好了。我迅速给出版社打电话,问这本书能给我几折,出版社说可以给6。1折,卖7。1折,49元一本,我赚4。9元。我抱着几本书挨个敲宿舍门,在门口犹豫了半小时才进去,第一个宿舍大部分人都买了,我太有说服力了,虽然是同一年级,我做了太多准备,告诉他们必须要用什么书,必须要上什么班。然后我逐个敲后面的宿舍,一个星期就挣了4000块。
  
  那是我第一次强迫自己出去说话,第一次突破,发现自己其实还OK。之后走在学校里,别人都跟我打招呼,那是一次转变。但当时我还是不好意思转变,连变个发型都不好意思,我意识到内向的人不容易成功,外向的人才容易成功。
  
  可我以前太自卑了,特别穷,还有个后爸,也没有钱买衣服,穿表哥的衣服,吃不起饭。高中我没有钱交学费,又是第一名,班里的同学每人捐两块钱给我,每年班主任都带着我去校长家求情,给我免一半的学费。那时候每天吃苹果,一毛钱一斤的苹果,一中午吃5个苹果,就这么过来。到了大学更自卑,大家都是城市的,我却只能特别特别省钱,一顿吃两个馒头。现在我弟弟都比我高,我怀疑是以前透支了,现在身体也不好。
  
  考上北大以后,反正北大没有人认识我,我就下决心假装一个开朗的人,把头发染成了棕色,穿上了痞子的衣服,装成街头混混的感觉,跟每个人都打招呼,真的整个人都变了。大家都觉得我是个超级外向的人。我不断地发现自己还可以做大哥,所有人都叫我单哥。
  
  研究生时,我就是北大BBS上的最红的网络红人,我一直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的网名是XDD,只要我说一句话就无数人都问‘小弟弟在干嘛’,我就把网名改成了‘XDD(我不是小弟弟)’,可能是因为网络有距离感,每个人都可以对我的网名调侃两句,觉得这个人很亲切,我就成了BBS上最红的人。快毕业的时候,要举行一个毕业聚会,我觉得我有义务组织聚会,就拉了BBS上其他几个比较红的人一起。有很多女生跑来就是为了看XDD长什么样:我们宿舍有人考试不能来,让我一定拍一张你的照片回去。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连起来的,这是起点,后来我就开始组织北大的各种活动,组织北大赴深圳的150个毕业生的聚会,还没有毕业就聚了好多次,聚餐啊,找场地啊,组织了半年,都是在玩,我在玩滑板,学吉他,什么潮干什么。”
  
  许单单就这样变成了另一个人。
  
  考上北大之后许单单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泰戈尔文学要上一年,可他读这个专业是为了赚钱、做生意的。于是,他第一年努力上课,把所有学分都修完了,第二年开始去找兼职。
  
  他先后去了几家公司实习。第一家是个烟草公司,做人力资源,他在广西待了半年,还对公司谎称自己是MBA。然后是大唐移动,之后是联想的人力资源部招聘组,负责校园招聘的组织工作。在联想实习了一个月,许单单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专业获得了去印度留学的机会,每个月会给留学生4000元的奖学金。但就在出发前,无意间,他做了一个创业,然后跟导师说,对不起我不去印度了。
  
  北大BBS上有很多校园代理,许单单跟一个生日蛋糕店合作,代理了生日蛋糕。通过这个生意,他每个月能挣几百元钱。后来很多人说送蛋糕时能不能也送花、剃须刀、贺卡,大家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单单就做了一个校园折扣网,连运动鞋等也一起卖了。他还和学校周边的饭馆、理发店、KTV、考研班商谈,做一个联名会员卡,去那些地方消费均可打折。他招聘了各个学校的外联部部长、主席来做这个事,最多的时候公司有70个员工。他说,其实那就是现在的团购,要是他不放弃的话,有可能自己就是团购的鼻祖了。
  
  一边开着公司,许单单一边还做了另一件事。2006年2月,他找到当时很火的芙蓉姐姐,希望她能做公司的代言人。见到芙蓉姐姐后,他觉得她和大家心目中那个乖张的形象并不一样,她私下是个很害羞的人,还挺漂亮,而且很善良。许单单观察到,许多电视节目上芙蓉姐姐都是主角,但得到的出场费却是最少的,他决定推她一把。他成为了芙蓉姐姐的助理,为她做了一些商业谈判、接受媒体采访、签代言合同。
  
  许单单的导师是学院派的,觉得商业行为对校园风气不利。导师说,要么你就开公司结业,要么就把公司关了,写三个月论文。许单单痛苦了一下,放弃了公司,选择了论文。他找了一个合伙人,分给他30%的股份,让他接手。但经过此事,许单单做生意的瘾已经被勾起来了,后来腾讯去北大招聘时,他写了一页商业计划书,希望腾讯能和自己合作,腾讯产品部经理觉得他还挺有战略眼光,就推荐他到深圳腾讯总部的战略部工作。
  
  “我出发去深圳腾讯工作时,在飞机场把别的东西都托运了,但是有一箱书特别贵,我不舍得托运,就左手拿吉他,右手拿滑板,背着轮滑鞋,又提着那箱书。上飞机时每人只能带3个包,我的超了,我就问后面的一个只背着个小包的大哥能不能帮我提个书箱,那人是改变我的轨迹的第一个人。
  
  因为我们坐很晚的飞机,都没有什么人,所以我坐到那个大哥身边,为了感谢他,和他聊天。他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不到30岁,其实已经40多了,孩子都上初中了。恰好我那时看了不少哲学方面的书,我和他探讨正在思考的一些哲学问题,比如‘活着为了什么’、‘什么是幸福’,我还告诉他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大哥在深圳还算是小有成就,觉得我这个小朋友挺有意思的,他有一些阅历,跟我说,你到了深圳不要再玩什么滑板、吉他,你去打高尔夫球。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瞎玩了,我说要不然我就好好工作,不再组织校友会的活动了,他说那不行,这都是别人没有的财富。
  
  到了深圳,腾讯封闭培训15天,120人分了4个班,很容易增加人的感情,我和两个同事一起租住,到现在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工作后很难有好朋友,我们一起租住了一年半。他们俩人还在深圳的腾讯,其中一个人,爸爸是省会城市的市长,妈妈是上市公司的CFO,他的学校很不好,擦着专科的边,他进入腾讯几乎是学校有史以来毕业生找到的最体面的工作了。他一直怀着很感恩的心在腾讯工作,我和另一个北大的人刚入职就开始商量规划2年后要跳槽,让这个朋友听到了,他很生气,‘腾讯对我们这么好,你们竟然想着跳槽,我们生是腾讯人,死是腾讯鬼,你们是坏人,要跟你们划清界线’。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小孩真搞笑。他因为感恩,做完了自己的工作还捡别人的工作做,一周2、3天都睡在办公室,他的工资就涨得很快。他是本科毕业,年薪7万元,我是研究生10万元,过了半年,他就涨工资赶上我了,我没涨;再过一阵他又涨了,我还没涨。”
  
  “我把很多时间投入到北大校友会中。我们刚开始赴深圳的150人,以及上面5、6届的师兄师姐组成了北大校友会青年分会,我任会长,这些校友我几乎都认识了,组织了很多活动。后来我们跟北大官方的校友会合并成了一个,我任副秘书长,我是最小的一个,其他副秘书长几乎都是企业的董事长,坐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个小朋友。
  
  有一个师兄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他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基金经理,28、29岁的时候就已经退休了。这个师兄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也成为了我的偶像,不管前一天加班到多晚,他只要叫我‘单单明天出来吃早茶吧’我都会去。我跟着他认识了很多他的朋友,都是比较高层的人。
  
  有一次他叫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去了才知道是‘千万富翁级游艇俱乐部’,偶像师兄和他的夫人、还有他另一对朋友夫妇和我坐在一起,师兄的朋友一直在告诉师兄说他家附近的一座别墅不错,院子要比自己家的大两倍,他家的院子已经有900多平方米了,让师兄赶紧买下来;两个老婆讨论别人家里7、8个佣人吵架的事儿。我震惊了,原来人可以这样生活。我觉得做投资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所以我决定进入金融行业。
  
  我找工作没有让偶像师兄帮我,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只能求他一次,找工作这种事我要自己应付。
  
  我开始海量投简历,3个月投了300多封,只有3个面试的回复,有一个是上海的对冲基金,同时,一个师兄在上海的51。com做高管,他说我可以去做他的助理。我就买了机票去上海面试。对冲基金面试我的人说,我不够聪明,大概是考了我一些数学题,我没全做对。我很沮丧,又去面试了51.com,当场发了offer,但是我还是想进入金融行业,面试完我跑到陆家嘴,站在八佰伴的对面,看着旁边林立的金融单位的高楼,我想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了。回到深圳后,我继续投简历,平安证券给我发了面试邀请,面试的结果是觉得我的会计不够好,也没有财务专业背景。我一直跟面试我的部门经理邮件沟通,解释我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可能是留给部门经理的印象不错,部门经理又向总经理争取了一个机会:学3个月会计后再来面试吧。
  
  我疯了一样地复习。当时很焦虑,整夜睡不着觉,不知道是不是要放弃51。com的机会,因为师兄帮我也不容易,不好意思回绝。到了入职那一天的半夜12点,我解脱了,我没有去,第二天我给师兄发了一个邮件,说自己还是想进入金融行业。
  
  然后就全力备战会计。考得不错,部门经理通过了,但是人力资源部卡了我,还是觉得我的专业背景不够,我很郁闷。有一天跟偶像师兄和他的朋友吃饭,一个朋友问我,‘单单最近干嘛呢?’我说找工作呢,还被平安证券卡了。那个朋友说跟平安的一个高管很熟,给我打个招呼吧,结果很容易地就进去了。我终于进入了想进的金融行业。”
  
  因为先前的职业经历,许单单决定研究互联网。当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股市,大部分分析师都在研究传媒行业,所以作为最底层的员工,许单单坐了一年半的冷板凳,公司就等于白养他一个人,但是也没有奖金,收入还是没有比腾讯高多少。但是一个机会,让他这个小兵认识了董事长。
  
  有一天,董事长让许单单部门的经理找一个人去他办公室帮忙做演讲用的PPT,因为许单单在腾讯战略部时经常做PPT,所以经理就派他去了。他一晚上都在董事长办公室做PPT,顺便跟董事长聊天,讲他在学校给芙蓉姐姐做助理的事。后来说到自己是北大深圳校友会的副秘书长,董事长说,他的太太也是北大的,可以让她参加校友会活动。
  
  过了几天,董事长找许单单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师姐让你到家里吃饭。许单单赴了约,就这样他这个底层的员工与董事长有了交集。
  
  他发现董事长工作特别忙,每天早晨就让秘书帮他买路边的1元的豆浆和油条,中午饭也经常没空吃。许单单便说自己家楼下有一个老字号的餐馆,早餐还不错,他每天早晨排队的时候顺便帮董事长也带一份。他给董事长买了2个月的早餐,虽然每次都是交给董事长的秘书,再由秘书转交,但是公司里也有了很多风言风语,说他是董事长家的亲戚。
  
  他并没有畏惧这件事,把董事长当朋友一般相处,经常会告诉他公司里一些杂七杂八的言论。后来同事中有人有事情要请示董事长,都让他出面,“许单单你能不能跟董事长说一声”。不过风言风语的好处是,金融危机时,他竟然躲过了一次裁员,原本作为菜鸟他肯定是要被裁掉的。
  
  2009年9月份,他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毕业后的2年多,他一直处在一个疯狂社交的状态中,表面上认识了很多人,其实知心的朋友没几个。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下午就要进手术室了,他竟然不知道要找谁给自己送饭,只能打电话给前女友,叫她过来陪一下。一个月后,他出院了,生活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从一个社交狂人变成了一个完全不社交的人,拒绝了所有的饭局,埋头做研究,写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躲过了裁员和生病,好的事情比许单单想象的来得快。由于金融危机,整个世界实体经济都陷入低迷,虚拟经济却起来了,互联网突然成为热点。他也在那个时候火了,他自己本来预计要坐3年的冷板凳,可是坐了一年半。(创业 www.lzdaxue.com)市场有了互联网的投资需求,投资者找做互联网分析的人找不到,市面上就不超过三个人,他就名列其中之一。由于他先前打下的人脉基础,一旦有人问到做互联网投资的分析师,就会有朋友推荐,有个许单单还不错。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证券业和基金业最顶级的公司的人都来找我了,受宠若惊,三流证券公司中快要被裁掉的人,经济危机还没过呢,就有这么多机会。因为我当时是在卖方市场,经常组织基金公司的人去调研,我在广州到杭州的飞机上,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就坐在我旁边,飞机起飞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约我回广州时聊一下,挖我过去工作,挂了电话,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就问我,你是要换工作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先跟我聊一下吧,看看能不能过来。
  
  我本来是要去中金的,中金的工资比华夏高很多,我面临一个抉择,这就是职业的思考:做证券公司的分析师的话,一是要做50%研究,二是要做50%的营销服务,会带来较高的收入,我觉得未来的价值不在于多领几百万的工资,而是要拿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那50%的服务只是增加了我的收入,而不给我带来以后的核心竞争力,我拒绝了高工资,选择的低工资的华夏基金。”
  
  他的偶像师兄在这件事情上跟他产生了一些分歧,师兄担心,去券商你可以不断地发报告,把自己的声音扩大,让足够多的人听到,而在基金公司声音是出不来的。
  
  感谢另一个好时运,微博的出现让许单单找到了发出声音的方式。他非常积极地在微博上写东西,进行与互联网相关的评论,语气犀利的同时也巧妙展现他与投资精英界的交往。通过这种方式,他的社交范围又有了突破性的扩大,他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度,每条微博都有很多人转发和回复,他打破了买方研究员沉默的习俗,在同行眼中,他成为一个完全另类的基金公司研究员,而在更多人眼中,他是分析师里的明星。
  
  从华夏基金到美国对冲基金,许单单完全依靠了微博的影响力,美国基金就是在微博上发现了他,向他提出邀约。
  
  因为微博,很多公司的CEO关注了他,不断有大佬与他陆续结识。于是,他又扮演起了组织行业的沙龙聚会的角色。有一次他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聚会,结果定下的咖啡馆临时要收场地费,许单单灵机一动,说我自己开一个好了。
  
  他把这件事又做得轰轰烈烈,他把咖啡馆命名为“3W”,邀请了一大批企业界、投资界的重要人士作为股东加盟,包括沈南鹏、徐小平、薛蛮子、王啸、倪正东、许怡然等等,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光股东就有100多位。
  
  他的合作者马德龙说,许单单在店里的时候很少跟人家主动搭讪,因为他知道他该认识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咖啡馆里坐着几个互联网前辈,有盛大游戏的总裁林海、百度首席科学家张威廉,许单单坐在他们中间,却把场面罩得很好,气场不输于几位前辈。他很明确这间咖啡馆第一阶段的目的:做一个互联网中高层的圈子;其后的可能性包括,3W自己的投资基金。
  
  一个与许单单共事过的朋友曾经说过,许单单是他见过的唯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而且所做的事情都围绕这个目标的人。许单单说,他的生活中经历了很多别人不可能经历的事,苦也吃过,也见识过相当的财富,因此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他更敢赌博。

  赵普:安全感先于幸福感
  
  文/陈敏
  
  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赵普少时就开始颠沛流浪,从安徽黄山到池州,转合肥,客居北京,始终在走。他从小就爱挑战个高体壮的男生,对方在沙地上压扁他,问:“认输不认输?”一边把他的光胳膊在沙地上磨来磨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就是不认输。就这么长大——要么认输,要么变得强大。
  
  16岁时,赵普参军,在一次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引起领导关注,被调到团政治处广播室,从此对播音情有独钟。
  
  19岁退伍后,赵普在安徽体育馆人事科待了4年,为老干部服务。“有两年都在迎来送往。老干部走了,我要慰问家属,联系殡仪馆,买送花圈。”常常从殡仪馆出来,取掉小白花,赵普立刻跳上公车,然后健步跑进安徽省气象台播报室,别上话筒,有模有样地播报次日气象。为了这3分钟出镜的兼职,他常常要在路上折腾很长时间。
  
  23岁,他没有接到续岗通知。竟然下岗了!
  
  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还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理想?父亲也在同年病逝。为别人的父亲写过讣告,鞠过躬,见多了生离死别,临到自己,仍是眼泪热流。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从此独自行走在艰危岁月。摆过地摊,卖过玩具,扒过火车,住过地下室,光在北京就搬了13次家……“我是搬家高手,速度奇快!”
  
  赵普曾写过日记以示心迹:“孩提时候,爸为生活奔波,自省城下放到山乡,又从山乡调到滨江小城,再调回省城……上中学时,一家人渐次团圆,生活逐步安定。此时的我年轻气盛,觉得爸爸守道而不能达变,忠厚而不用智巧……退伍以后,历经就业、下岗、上大学、再就业,渐知好歹,想起小时候,爸启我以智慧,授我以操守,不禁自惭形秽,始有曲意承欢之意,此时的爸爸已形容枯槁,暮色苍茫了。”收笔一句:“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一路漂泊,旅程短暂
  
  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干部专修班在全国招生,赵普考上了,他揣着仅有的8000元来到北京。1996年年底,他拿到了大专文凭,打开一看,哑然失笑。
  
  “斜纹底文,全部印着‘成人’的字样——这不是毕业文凭,是我的成人礼呢。”
  
  尽管25岁的大专生有点老,赵普还是凭借主持经验和实力,进入北京电视台实习。
  
  他兴冲冲搬进了台里位于西三环的地下室。10平方米,上下铺,8个男人抽烟喝酒,打呼噜。但真正不可忍受是没有机会上镜,他每天对着本子和话筒抑扬顿挫地配音。
  
  当时的老主任罗影说:“宋朝刑罚有一招叫‘杀威棒’,知道吗?心气再高,也得在这儿憋着!”足足半年不给镜头。赵普熬着,没事就去台里,看别的主持人怎么播音。很苦闷的时候,他能一夜抽完一包阿诗玛。别人都睡了,只有他的烟头一明一暗,直到抽醉倒地。
  
  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等到机会上镜,担任一个小节目的主持。
  
  1999年,赵普和一位叫朱朝辉的农民青年同时崭露头角。这一年的6月20日,山西临汾吉县人朱朝辉骑着一辆粉红色本田250摩托车,沿着父亲设计的跑道,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创造了历史。
  
  为了报道这次飞越,北京台竟把转播台开到了壶口瀑布现场,准备跨省直播。带队的是王惠副总编辑。当时共5位主持人,分担不同角色。年纪最轻的赵普被安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现场说一句话就OK:“朱朝辉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沮丧的赵普仍然具有行动力。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他在来之前就特意查了壶口的资料,到达当地后马上收集实际情况。然后他到瀑布现场考察,决定方案:穿上救生衣爬到瀑布下面,找消防部门借一根粗缆绳把自己捆紧。这个角度能拍出瀑布的险峻——史无前例。
  
  “飞越”的前晚小组开会。王惠说:“镜头过来,可能说30秒,也可能说5分钟。你们都说说看。”别人都说一两分钟。赵普一气说了10分钟,没停,有历史故事,有当地民情,也有拍摄角度。
  
  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赵普的镜头最多。变化随之而来。(名人名言 www.lzdaxue.com)赵普被调到了“公益歌曲大擂台”,只做大型节目,年年主持北京台春晚,成为台里一哥。
  
  生活稳定,薪水丰厚,赵普却在2006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央视二台的《魅力新搭档》比赛。
  
  “在选手里我是资深人士,其他人要么刚毕业,要么刚入行,他们都喊我老大。跟一帮小弟弟比赛,我要是跌出前三甲,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
  
  他最终拿下了赛事第三名。随后,央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制片人约请赵普主持。赵普不分昼夜地做了7个样片,正式播出后反响很好。
  
  当时赵普在北京台刚好干了10年,单位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象征性交上10万就能拿到钥匙。负责人说:“房子给你留着,你再考虑!”赵普说:“您把10万退给我吧。”对方劝:“你在这里,是制片人,一哥,又有房……”赵普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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