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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我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个做内容出身的人，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杯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奶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时间久了，你对养奶牛的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义。慢慢地，你看到周围这片草原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他们也养着自己的一头或者一群奶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从做节目到做企业，这个转型极其困难，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
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一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市场，又是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
这就说明我的幼稚。在商业上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我还记得，当我非常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关键是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的时候，你会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从资本运作上也存在问题。这样一个收入模型还没有得到稳定来源和实践肯定的公司，一下就上市了，然后上市又对财务报表有要求，这使得你在短期的营收和长期的战略定位上经常产生矛盾，实际上是给整个经营团队带来很大困扰，也给我自己带来很大困扰。
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在阳光卫视后期，他跟新浪、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是不是喜欢资本操作，但其实他是希望用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得更久一点。我理解他的这份苦心，其实这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我觉得是。所以回头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励志一生 www.lzdaxue.com）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个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做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不是一个溢于言表的人，但是你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失败也是一次完成战略转型和业务调整的机遇。公司过去是一个平台的运营商，在阳光卫视出售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内容提供商。但我在这之后慢慢看清媒体市场的走向：在一个整合媒体的时代，单一的媒体平台是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无论是品牌的推广还是商业的合作，都需要一个整合媒体的概念。“整合”现在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观点了，应该说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很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向，而且正因为我没有一个平台去经营的时候，这个又变成了唯一的商业出路，所以我们比较早就开始多媒体经营和战略的转型。现在看起来，这种预见还是正确的。
我们目前有三大业务板块。一个是以《杨澜访谈录》品牌为核心的精英阶层影响力社区。一个是以《天下女人》品牌为核心的都市白领女性影响力社区。第三个是我们在近些年拓展的新业务——承接地方城市大型活动和演唱会的制作。我们不仅是制作者，还会把城市文化推广和背后的立体宣传作为一种服务提供出来。这是公司成长性很快的业务。到2011年，这种大型活动和整合传播会占到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此外，我们还有实体珠宝店、网络影视剧平台、信用卡开发等关联业务。这些业务都不是独立的，都和我们网络上的整合营销、整合传播捆绑在一起。
公司现在平稳发展，到2012年会具备更大的商业规模，这也得益于我过去四五年的积累。其实，我并没有想要做多大。可能吴征是做投资和金融的，有时候他会注重一种资本放大效应。但我做媒体还是喜欢踏踏实实的，对我来说，适当的规模和优秀的品质要比单纯的规模重要得多。不过后来我也发现，当你建立一个机构之后，这个机构会有自己的需求，它会成长，并且开始有自己的欲望。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十周年庆典。10年前的杨澜还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体制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10年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前几天，我带我的孩子去美术馆。那儿陈列了很多民间工艺品，其中有一种就是民间做馒头的那个范子，上面印个小鱼，印个小鸡，然后把它盖在馒头上面，馒头上就会有这个印子。我就觉得，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一个范子。所谓模范，其实一个模字一个范字，我觉得特别不需要做那些东西。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企业我自己说了算，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我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也更淡定，但是归根到底，你要是能够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的经验都很值得。
恰同学少年
中国的硅谷一代
他们是中国的硅谷帮（Gangs of Silicon Valley），相信开放、分享的力量，有相近的商业信仰和价值观。
1997年，28岁的武汉青年陈一舟来到斯坦福大学攻读机电工程硕士与MBA学位。如同在世界互联网的港湾里洗了个澡，2年后，陈和同学周云帆、杨宁一起，回到北京创办了ChinaRen.com.14年后，他带领人人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2001年，27岁的杨浩涌亲身经历了美国经济的两次寒潮，最终在硅谷一家小公司谋得工程师的职位，一年后他用车载着耶鲁大学的同学周杰去Google公司报到；同在这一年，31岁的董路放弃了高盛公司的职位，立志到美国去读书。
2002年，董路如愿成为斯坦福大学学生。董路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认识了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当他创业男士衬衫定制网站时征求贝索斯意见。贝索斯称赞，并让董路快递11件给他。其中的一件贝索斯签了名字寄回董路，建议董路在公司上市那天穿。
和董路同一级里还有一个叫沈思的女孩。她的偶像是苹果的乔布斯，为此，她给公司起名字为木瓜。
2004年，26岁的汪华成为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此前，他是一家小有成就的电信服务公司的创始人。2011年，他是创新工场的投资合伙人，指导别人创业。
2006年，熊尚文主动结束了5年的外企工作生涯，抱着创业之心，去斯坦福大学“进修”。
2007年，陈欧卖掉了大学时创办的游戏公司去斯坦福大学读书，他觉得自己还不适合做大事业。1年后，他在校园里遇到了戴雨森。2009年两人回国创业，现在是化妆品B2C网站聚美优品的创始人。
这个名单中应该还有古永锵、茅道临、林欣禾、雷鸣、徐易容、郭去疾、徐勇、何峰……
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被新技术、网络撩拨心弦的中国年轻人不断到美国寻找新世界入口的钥匙，仿佛中国的未来将由他们开启。
他们，在被称作世界互联网中心的硅谷，接受广泛的、超越纯粹知识层面的教育，又带着“我要改变世界”的抱负回中国创业。（励志一生 www.lzdaxue.com）我们试图通过他们的经历，来发现硅谷以及被称作硅谷摇篮的斯坦福大学，如何为中国创业者提供精神与物质（人脉、资本等）上的资源。中国创业者又是如何将科技创业小王国里汲取的营养用于本土化创业中。
他们之所以去斯坦福大学读MBA或工程学硕士，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是一体的，无论是创业氛围还是创业点子都不缺。这些人都谈到，氛围对日后自己创业有相当大的精神鼓舞，并且形成一种意识：毕业并不一定要去大公司工作，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另外，这是美国创业人群集中度最高的学校，日后倘若创业，拥有共同的背景获得校友相助的机会更大。
关键是，这里有互联网的精神榜样和灵魂领袖。1994年，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杨致远和大卫。菲洛，做了互联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查询的软件，是为门户网站雏形，他们成立的雅虎改变了互联网的进程。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读博士期间成立了Google公司，斯坦福大学不仅帮助他们注册公司，甚至提供部分专利。因此，斯坦福大学像核能发动机那样，让硅谷在技术革命后长期处于沸腾，几十年来一直为硅谷输送技术和人才。说几个不那么如雷贯耳的公司和创始人：PayPal的创始人马克斯。莱文奇恩，FireFox的发明者布莱克。罗斯，Excite公司创始人乔。克劳斯，Hotmail的创始人沙比尔。巴蒂亚，也都是从斯坦福大学普通学生变成了改变世界的一分子。足见这所大学在互联网发展史上的地位。
斯坦福大学校园和硅谷并没有界限，创业公司分布在校园周围，学生能够很方便地接触到硅谷的公司。另一方面，斯坦福大学支持学生创业——学生可以为创业离开学校并随时再回来就学；支持教授办公司，将技术转化为商业用途。硅谷从来都是一个喜欢奇迹的地方，那些著名的科技公司，Google、Facebook、Twitter、苹果、惠普、英特尔、雅虎、思科，媒体争相以赞美诗般的腔调描绘。它们诞生于车库或是大学宿舍一类的地方，而且都差不多在某一段时间内改变了世界。硅谷的崛起，让技术英雄变成明星。新科技革命中，那些头脑聪明、技术过人、永远饥饿，背景迥异的青年才俊相聚在狭长的旧金山湾区，带着暴富的欲望、自认为值钱的创意、商业计划书，游说着满地爬行的投资人。今天的硅谷创业公司，就像是永不散场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10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碎的时候，一位中国青年作家忧心忡忡地写道：厚颜无耻地追逐财富、浮夸作风、轻松致富，这样典型的硅谷作风，在披上了“勇于冒险、标榜创新、坚信自我”的美丽外衣后，风行世界……硅谷的大量CEO们更像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演员，而非公司建设者。但必须看到，硅谷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意和技术天才，这些优秀的头脑将从熙熙攘攘、只奔钱而去的庸众中脱颖而出，用令人刮目的洞察力、执行力创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应用。
硅谷毕业生，这一群中国创业者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经验，甚至有共同的年龄跨度，他们在相差不多的时间段里，投身中国互联网创业。想起民国初期留日士官生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智利狂人皮诺切特也重用芝加哥男孩主导了该国的经济私有化。中国的硅谷一代，会走出怎样的故事？
赵普：安全感先于幸福感
文/陈敏
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赵普少时就开始颠沛流浪，从安徽黄山到池州，转合肥，客居北京，始终在走。他从小就爱挑战个高体壮的男生，对方在沙地上压扁他，问：“认输不认输？”一边把他的光胳膊在沙地上磨来磨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就是不认输。就这么长大——要么认输，要么变得强大。
16岁时，赵普参军，在一次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引起领导关注，被调到团政治处广播室，从此对播音情有独钟。
19岁退伍后，赵普在安徽体育馆人事科待了4年，为老干部服务。“有两年都在迎来送往。老干部走了，我要慰问家属，联系殡仪馆，买送花圈。”常常从殡仪馆出来，取掉小白花，赵普立刻跳上公车，然后健步跑进安徽省气象台播报室，别上话筒，有模有样地播报次日气象。为了这3分钟出镜的兼职，他常常要在路上折腾很长时间。
23岁，他没有接到续岗通知。竟然下岗了！
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还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理想？父亲也在同年病逝。为别人的父亲写过讣告，鞠过躬，见多了生离死别，临到自己，仍是眼泪热流。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从此独自行走在艰危岁月。摆过地摊，卖过玩具，扒过火车，住过地下室，光在北京就搬了13次家……“我是搬家高手，速度奇快！”
赵普曾写过日记以示心迹：“孩提时候，爸为生活奔波，自省城下放到山乡，又从山乡调到滨江小城，再调回省城……上中学时，一家人渐次团圆，生活逐步安定。此时的我年轻气盛，觉得爸爸守道而不能达变，忠厚而不用智巧……退伍以后，历经就业、下岗、上大学、再就业，渐知好歹，想起小时候，爸启我以智慧，授我以操守，不禁自惭形秽，始有曲意承欢之意，此时的爸爸已形容枯槁，暮色苍茫了。”收笔一句：“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一路漂泊，旅程短暂
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干部专修班在全国招生，赵普考上了，他揣着仅有的8000元来到北京。1996年年底，他拿到了大专文凭，打开一看，哑然失笑。
“斜纹底文，全部印着‘成人’的字样——这不是毕业文凭，是我的成人礼呢。”
尽管25岁的大专生有点老，赵普还是凭借主持经验和实力，进入北京电视台实习。
他兴冲冲搬进了台里位于西三环的地下室。10平方米，上下铺，8个男人抽烟喝酒，打呼噜。但真正不可忍受是没有机会上镜，他每天对着本子和话筒抑扬顿挫地配音。
当时的老主任罗影说：“宋朝刑罚有一招叫‘杀威棒’，知道吗？心气再高，也得在这儿憋着！”足足半年不给镜头。赵普熬着，没事就去台里，看别的主持人怎么播音。很苦闷的时候，他能一夜抽完一包阿诗玛。别人都睡了，只有他的烟头一明一暗，直到抽醉倒地。
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等到机会上镜，担任一个小节目的主持。
1999年，赵普和一位叫朱朝辉的农民青年同时崭露头角。这一年的6月20日，山西临汾吉县人朱朝辉骑着一辆粉红色本田250摩托车，沿着父亲设计的跑道，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创造了历史。
为了报道这次飞越，北京台竟把转播台开到了壶口瀑布现场，准备跨省直播。带队的是王惠副总编辑。当时共5位主持人，分担不同角色。年纪最轻的赵普被安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现场说一句话就OK：“朱朝辉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沮丧的赵普仍然具有行动力。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他在来之前就特意查了壶口的资料，到达当地后马上收集实际情况。然后他到瀑布现场考察，决定方案：穿上救生衣爬到瀑布下面，找消防部门借一根粗缆绳把自己捆紧。这个角度能拍出瀑布的险峻——史无前例。
“飞越”的前晚小组开会。王惠说：“镜头过来，可能说30秒，也可能说5分钟。你们都说说看。”别人都说一两分钟。赵普一气说了10分钟，没停，有历史故事，有当地民情，也有拍摄角度。
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赵普的镜头最多。变化随之而来。（名人名言 www.lzdaxue.com）赵普被调到了“公益歌曲大擂台”，只做大型节目，年年主持北京台春晚，成为台里一哥。
生活稳定，薪水丰厚，赵普却在2006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央视二台的《魅力新搭档》比赛。
“在选手里我是资深人士，其他人要么刚毕业，要么刚入行，他们都喊我老大。跟一帮小弟弟比赛，我要是跌出前三甲，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
他最终拿下了赛事第三名。随后，央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制片人约请赵普主持。赵普不分昼夜地做了7个样片，正式播出后反响很好。
当时赵普在北京台刚好干了10年，单位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象征性交上10万就能拿到钥匙。负责人说：“房子给你留着，你再考虑！”赵普说：“您把10万退给我吧。”对方劝：“你在这里，是制片人，一哥，又有房……”赵普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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