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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盖茨的对话：人生最重要的是专注
半个多世纪以来，沃伦·巴菲特一直都恰到好处地把握了时机。对于这位传奇投资家，他的长期投资取得了惊人的回报，甚至有些学者都不敢相信，认为这只是侥幸成功。
巴菲特自己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专注”。施罗德写道：“他除了关注商业活动外，几乎对其他一切如艺术、文学、科学、旅行、建筑等全都充耳不闻——因此他能够专心致志追寻自己的激情。”施罗德说，在小时候，沃伦就随身携带着自己最珍贵的财产，自动换币器。而10岁时，父亲提出带他旅行，他要求去纽约证券交易所。不久之后，巴菲特读到了一本名为《赚1000美元的1000招》的书，他对朋友说要在35岁前成为百万富翁。“在1941年的世界大萧条中，一个孩子敢说出这样的话，可真是胆大包天，听上去有点傻得透顶了，”施罗德写道。“但是……他很肯定自己能够实现这一梦想。”
1991年美国独立日那个周末，巴菲特和盖茨见面了。这次会面是在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她拥有的《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梅格·格林菲尔德的倡议下进行的。
对于盖茨，巴菲特还是非常欣赏的，尽管巴菲特比他年长25岁，他知道盖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两人就是《福布斯》财富榜上争相被人们比较的对象。（励志名言 www.lzdaxue.com）不过，以巴菲特对于IT人士并不感冒的性格，他自己是肯定不会加入凯瑟琳的周末之旅的，但是在格林菲尔德地劝说下，巴菲特动摇了。格林菲尔德告诉他：“你肯定会喜欢上盖茨的父母的，而且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也会去。”最终，巴菲特还是同意了。
想到要见到巴菲特他们，盖茨的心里何尝不是一样呢?“我和母亲谈了谈，而结论就是母亲质问我，问我为什么不来参加家里的聚餐?我告诉她我太忙了，我走不开，可她却搬出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两个人，说他们都参加了!”但是，“我又告诉我的母亲说，我对那个只会拿钱选股票投资的人一点都不了解，我没有什么可以和他交流的，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过在母亲的坚持下，我还是答应了。”
对于两位巨人的第一次见面，很多人都在仔细观察。至少在一点上，巴菲特和盖茨是相似的，如果遇到不热衷的话题，他们会尽量选择结束。人们对于盖茨不善隐藏自己的耐心早有耳闻，而巴菲特，虽然在遇到感觉无聊的话题时他不会提前走开转而找本书看，但是他依然有自己的方法，他会在第一时间把自己从不感兴趣的话题中解脱出来。
在与盖茨的交流中，巴菲特还是和平常一样，没有过渡语言直奔正题，他问盖茨有关IBM公司未来走势的问题，他还向盖茨询问是否IBM已经成了微软公司不可小视的竞争对手，以及信息产业公司更迭如此之快的原因为何?盖茨一一做出了回答。他告诉巴菲特去买两只科技类股票：英特尔公司和微软。轮到盖茨提问了，他向对方提出了有关报业经济的问题，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表示报业经济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深渊，这和其他媒体的蓬勃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就完全进入了深入交流的状态。
我们一直在聊天，没完没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他人。我问了他很多关于IT产业的问题，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理解属于他的那个行业。盖茨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我们谁都没有结束这次交谈的念头。
巴菲特和盖茨边走边谈，从花园来到了海滩，人们也竞相尾随。“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边这些人的存在，没有发觉周围还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人，最后还是盖茨的父亲看不过去了，他非常绅士地对我们说，他希望我们能融入大家的这场派对，不要总是两个人说话。”
之后比尔开始试图说服我购买一台电脑，但我告诉他我不知电脑能为我做些什么，我不介意我投资项目的具体变化曲线，我不想每5分钟就看一下结果，我告诉他我对这一切把握得很清楚。但比尔还是不死心，他说要派微软最漂亮的销售小姐向我推销微软的产品，让她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他说话的方式很有趣，我告诉他：“你开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但我还是会拒绝。”
一直到太阳落山，鸡尾酒会开始，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盖茨之前过来时乘坐的飞机将在傍晚离开，只是飞机走了，盖茨没有走，他依然在享受与巴菲特聊天的乐趣。
晚饭的时候，盖茨的父亲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专注”，而比尔的答案和我的一样!
当巴菲特说出“专注”这个词的时候，不知道在座的人群中有多少能够体会他这个词的含义，但一直以来，专注就是巴菲特前行的重要指南。专注是什么?是对于完美的追求，而且这种秉性是特有的，不是谁说模仿就能模仿得了的。
专注不但是做事情成功的关键，也是健康心灵的一个特质。专注就是注意力全力集中到某事物上面，与你所关注的事物融为一体，不被其它外物所吸引，不会萦绕于焦虑之中。
不能专注的人，也就不能放松。专注与放松，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专注也是幸福人生的一个关键特质。
一个人对一件事只有专注投入，才会带来乐趣。对于一件事情，无论你过去对它有什么成见，觉得它多么枯燥，一旦你专注投入进去，它立刻就变得活生生起来！而一个人最美丽的状态，就是进入那个活生生的状态。
同样，专注还是完成伟大事业的决心，否则，人们都不会看到首位女性国会议员珍妮特·兰金力排众议反对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场战争带给世界的除了灾难就是痛苦。
励志人物：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他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励志名言 www.lzdaxue.com）“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赵普：安全感先于幸福感
文/陈敏
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赵普少时就开始颠沛流浪，从安徽黄山到池州，转合肥，客居北京，始终在走。他从小就爱挑战个高体壮的男生，对方在沙地上压扁他，问：“认输不认输？”一边把他的光胳膊在沙地上磨来磨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就是不认输。就这么长大——要么认输，要么变得强大。
16岁时，赵普参军，在一次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引起领导关注，被调到团政治处广播室，从此对播音情有独钟。
19岁退伍后，赵普在安徽体育馆人事科待了4年，为老干部服务。“有两年都在迎来送往。老干部走了，我要慰问家属，联系殡仪馆，买送花圈。”常常从殡仪馆出来，取掉小白花，赵普立刻跳上公车，然后健步跑进安徽省气象台播报室，别上话筒，有模有样地播报次日气象。为了这3分钟出镜的兼职，他常常要在路上折腾很长时间。
23岁，他没有接到续岗通知。竟然下岗了！
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还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理想？父亲也在同年病逝。为别人的父亲写过讣告，鞠过躬，见多了生离死别，临到自己，仍是眼泪热流。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从此独自行走在艰危岁月。摆过地摊，卖过玩具，扒过火车，住过地下室，光在北京就搬了13次家……“我是搬家高手，速度奇快！”
赵普曾写过日记以示心迹：“孩提时候，爸为生活奔波，自省城下放到山乡，又从山乡调到滨江小城，再调回省城……上中学时，一家人渐次团圆，生活逐步安定。此时的我年轻气盛，觉得爸爸守道而不能达变，忠厚而不用智巧……退伍以后，历经就业、下岗、上大学、再就业，渐知好歹，想起小时候，爸启我以智慧，授我以操守，不禁自惭形秽，始有曲意承欢之意，此时的爸爸已形容枯槁，暮色苍茫了。”收笔一句：“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一路漂泊，旅程短暂
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干部专修班在全国招生，赵普考上了，他揣着仅有的8000元来到北京。1996年年底，他拿到了大专文凭，打开一看，哑然失笑。
“斜纹底文，全部印着‘成人’的字样——这不是毕业文凭，是我的成人礼呢。”
尽管25岁的大专生有点老，赵普还是凭借主持经验和实力，进入北京电视台实习。
他兴冲冲搬进了台里位于西三环的地下室。10平方米，上下铺，8个男人抽烟喝酒，打呼噜。但真正不可忍受是没有机会上镜，他每天对着本子和话筒抑扬顿挫地配音。
当时的老主任罗影说：“宋朝刑罚有一招叫‘杀威棒’，知道吗？心气再高，也得在这儿憋着！”足足半年不给镜头。赵普熬着，没事就去台里，看别的主持人怎么播音。很苦闷的时候，他能一夜抽完一包阿诗玛。别人都睡了，只有他的烟头一明一暗，直到抽醉倒地。
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等到机会上镜，担任一个小节目的主持。
1999年，赵普和一位叫朱朝辉的农民青年同时崭露头角。这一年的6月20日，山西临汾吉县人朱朝辉骑着一辆粉红色本田250摩托车，沿着父亲设计的跑道，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创造了历史。
为了报道这次飞越，北京台竟把转播台开到了壶口瀑布现场，准备跨省直播。带队的是王惠副总编辑。当时共5位主持人，分担不同角色。年纪最轻的赵普被安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现场说一句话就OK：“朱朝辉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沮丧的赵普仍然具有行动力。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他在来之前就特意查了壶口的资料，到达当地后马上收集实际情况。然后他到瀑布现场考察，决定方案：穿上救生衣爬到瀑布下面，找消防部门借一根粗缆绳把自己捆紧。这个角度能拍出瀑布的险峻——史无前例。
“飞越”的前晚小组开会。王惠说：“镜头过来，可能说30秒，也可能说5分钟。你们都说说看。”别人都说一两分钟。赵普一气说了10分钟，没停，有历史故事，有当地民情，也有拍摄角度。
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赵普的镜头最多。变化随之而来。（名人名言 www.lzdaxue.com）赵普被调到了“公益歌曲大擂台”，只做大型节目，年年主持北京台春晚，成为台里一哥。
生活稳定，薪水丰厚，赵普却在2006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央视二台的《魅力新搭档》比赛。
“在选手里我是资深人士，其他人要么刚毕业，要么刚入行，他们都喊我老大。跟一帮小弟弟比赛，我要是跌出前三甲，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
他最终拿下了赛事第三名。随后，央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制片人约请赵普主持。赵普不分昼夜地做了7个样片，正式播出后反响很好。
当时赵普在北京台刚好干了10年，单位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象征性交上10万就能拿到钥匙。负责人说：“房子给你留着，你再考虑！”赵普说：“您把10万退给我吧。”对方劝：“你在这里，是制片人，一哥，又有房……”赵普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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