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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人物：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他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励志名言 www.lzdaxue.com）“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励志人物董明珠：至目前没出现失误
在走马灯般轮换的商界女性排行榜当中，董明珠这个名字不仅无可争议地一再上榜，而且从来不曾离开过舞台中央。她所领导的格力电器目前是中国制造业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这一行业头把交椅的位置甚至在过去16年间都未曾撼动。但她总是一再强调自己与其他女性企业家的差异——“我的女性意识并不强烈，一个与男性同样可以实现自己价值的人，不存在什么超强的胸襟和魄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毫无女性特征，甚至可以说，她具备着恰到好处的审美能力。当摄影师拍照的时候，她对我说，有点担心当日穿得不够好看。次日再约她做访问时，她换上了一身米色羊绒套裙，优雅地勾勒出这个年纪并不多见的匀称身材——她曾经向《中国企业家》杂志说起过，“自己适合穿米色”。
对于一段励志故事，人们都会格外留意起点。董明珠对公司文化的建立来源于自己的独特经历。20多年前，生活的剧烈波动以不容防备的姿态呼啸而至，30岁丈夫病逝之后，她将年幼的儿子交由母亲看管，进入了这间公司，当时格力还被叫作“海利”。不出两年，以销售经理身份进入格力的董明珠，令当时处于“销售洼地”的安徽，一举攀升至占公司总销售额十分之一的重要区域。
“传奇营销员”仅仅是她杰出履历的开始。10年之后，她成为了这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剧烈进程中，使格力保持与技术**相匹配的速度，收入增长近500个亿。当然，她已经甚少提及这些过往经历，担心落入窠臼，老生常谈。20年间，董明珠曾经并一直在扮演着很多角色——屡创纪录的营销员、铁腕领导者、言辞凌厉的两会代表，以及孩子的母亲。当我问她，你对人生的理解会影响到孩子吗？她回答说，“潜移默化吧。比如他现在毕业了，对我讲得最多的就是，我不希望你帮
我安排人生”。
这个励志的故事被一再传述，她畅销的自传《棋行天下》还曾一度被改编为热播的电视剧。有人曾说，董明珠不是“棋行天下”(书名)，而是“横行天下”，充满“霸道”。她也承认在二十年独特的“斗争哲学”中，没有丝毫妥协。因为她发现并不存在一种方法，“既能把工作做好，又不苛刻和咄咄逼人”。和海尔的“张瑞敏与杨绵绵”这对铁杆搭档相比，在格力，“朱江洪和董明珠”扮演的角色略有差异——作为公司的“女二号”，因其强悍性格，董明珠更多时候像是个“主导者”而非“依附者”。
太多案例可以佐证这点。“想要货？先付钱”这六个字，曾一度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行业陋习，以至于到1997年，格力公司报表上没有一分钱的应收账款；为了解决物流卡车停车难的问题，董明珠下令将珠海工业园附近的数座大山夷为平地；她还定下规定，离开格力的人员将永远不再被这家公司接纳，以稳固公司内的研发人员和高管的工作热情。
最著名的自然是七年前与国美的那场较量，让格力完全摆脱了当时国内话语权最大的渠道商的控制。这也建立在对自身的充分判断之上，以营销起家并见长的格力，始终是国内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争斗当然不仅仅局限于与渠道商之间。2008年，在一次公开政府采购中，董明珠因认为格力在招标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败给竞争对手美的，将广州市财政局告上法庭，这种公开对峙令外界哗然。
这些桥段都足以令“铁腕”成为董明珠的一个著名标签。然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她非常勤奋。在媒体的描述中，她20年间不曾休假。“列宁说不会生活的人就不会工作，我可能就是不会生活的人”。和很多企业家不同，在商界，她并没有太多朋友，但这并不妨碍她赢得了足够的尊重。她始终执著于朴素的商业哲学，而非身段柔软的灵活法则——当问及曾获得的最重要商业建议时，她只是下意识道出“诚信”二字。
她的沟通和执行能力仍在强力地驱动着这间中国公司，并一再超越境内外的其他竞争对手。在过去三年，格力给予股东的总回报是38.7%。很难说究竟是格力成就了董明珠，还是董明珠成就了现在的格力，但无可辩驳的是，这两者已经难分彼此。当他人不断问她格力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时，她总是一再给出一个不容辩驳的答案——“博弈”。这个词听上去似乎比“争斗”更耐人寻味，但其中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她性格执著，鲜有摇摆，“我从来没有失过手，”她曾经表示，“我从不认错，我永远都是对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对此评论说，“这话这么爽快、惊人、出格，以至于我以为是个玩笑”。的确，这种底气并不多见，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参照物，董明珠所开创的格力也在遭受着国际化的湍急湾流。她在当下所承担的命题，也是中国制造业大多数公司所不可回避的一条路。
过去几年间，格力的工厂版图被一再扩大，在中国的四个省份之外，南美的巴西、东南亚的越南、中东的巴基斯坦，以及董明珠所透露的正在选址中的美国，都已经或即将拥有格力的工厂。但这显然不是“国际化”的全部：这两年间，格力不断降低贴牌空调的比重，甚至不惜放弃一些大客户，来推动自主品牌。格力还赢得了为南非世界杯七个赛场提供中央空调的合约。最有象征意义的一步，则是2009年，格力与日本空调市场的龙头大金实现合资，为挑剔质量的日本消费者制造空调，获得了在高端市场的关键经验。
令人感慨的是，十年来，有太多同行命运发生了逆转、跌宕和突变，这也使得每每在曲折中达到目标、稳居上流的格力，成为始终值得观望的案例。而年复一年地赴这场盛会，已经成为董明珠每年3月份的常规日程。不得不说，在这个特殊的“年度盛事”期间，她惯有的凌厉之中也掺杂了更多的温和，这也使得她对一些问题的回应更趋理性和多元。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她对于格力和大金的合作、出海战略与国际化、专业化与多元化、公司治理等一些问题的独特理解。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希望一步步走出去”
经济观察报：去年看到你回忆2009年，认为自己做出最重要的一个决策就是跟大金的合作，一年之后，你的体会是？
董明珠：虽然是合资，但我认为依然是以格力文化为主导。当然外国企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对方精细化的管理，但很多地方还是沿袭了自己的独到之处。日本文化跟我们还是有差异，他们的设计整个流程，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可以快速做出决策，可能很多地方反而是格力给他们很多学习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有种说法是大金就像电脑中的IBM，因此格力和它的融合，主要考虑是稳定技术上的先发优势。
董明珠：技术上我们是共同研发，跟一般合资企业还是有区别。大家都在说变频，其实频率越低越能体现出变频的价值。可以说，成立合资公司之后，国内真正掌握变频技术的只有格力。（励志名言 www.lzdaxue.com）跟大金的合作，不仅因为它的技术优势，大金这种百年企业在整个的国际化运作当中，肯定有独到之处。它在100多个国家都有布局。这可以使我们对国际化如何更贴近市场，有更深入的理解。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说，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合作，从来没有中方控股的，格力是第一例。在两家合资公司中都坚持控股51%，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董明珠：的确，实现控股51%，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但不是因为我要强势控制51%，也并不完全为了简单的利益，而是我们具有实力和条件，合资过程中，主流的思想应该站在主导位置。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日本记者对我讲，跟格力合作，为大金带来很好的效益，更高效。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过，格力的国际化进程，跟李东升、柳传志他们的理解和做法其实有很大差异？
董明珠：是的，主要是战略的不同，有的人采取蛇吞象的做法，花几十个亿，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收购了。但格力采取的是稳步发展。知识
决定了我们的行为，稳健发展，能够抗风险，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我们同时坚持文化培养，文化的渗透很重要。合作模式有多种，不能说哪种对，哪种是错的。兼并、收购、合资、独资，方法很多，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在。我觉得我们最适合的就是这种稳妥的方式。
经济观察报：和大金合作，目前看来是格力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董明珠：也不是最重要，只是改变了一种方式。比如在巴西，格力就是独资的。跟大金是合资，因为大金近百年的历史，经营思路稳健，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不是说挂上一个洋牌子就觉得你就有市场。我们目前出口的大量产品，都销往自主品牌的市场。因此，未来的国际化，着眼点更多在于让消费者感受格力的品牌，他觉得用格力是一种荣誉。昨天有个代表跟我讲，你的格力空调又好又不好，1997年买了你的四台空调，用到今天一次没有修过，这是很好，但也不好，因为你出再多的新产品，我这个没坏，不会买你的新产品，市场份额怎么增长？作为制造业，我希望我给消费者的产品能够不需要售后服务，如果消费者用两年就坏了，他肯定也不会再买。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企业之中，格力“出海”和施行国际化战略很早。有意思的是，格力对应的英文gree，其实在西方发音中，和green(绿色)谐音。这在当时应该很超前。
董明珠：格力“出海”有十多年了。中文是非常有实力的含义，也是作为一个人和一间公司的追求。至于gree象征着绿色、环保，大家还是有一种超前意识吧。当时我还当业务员呢，是公司现在的董事长朱江洪带领一帮人，花一晚上想出来的。
经济观察报：尽管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目前举足轻重，但中国企业的“出海”并不都非常顺利。你认为在拓展海外市场时，“格力模式”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董明珠：格力出海虽不像别人步子那么快，但非常有收获。比如我们在巴西建厂的经历。巴西有本国特殊的人文习惯、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加上国家文化
、生活习惯和思维很多并不熟悉，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格力通过摸索、磨合，按照国际化的思路运营，厚积薄发。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希望一步步走出去。去年格力在巴西当地，一年可以销到50万套，这个产品在当地已经家喻户晓。在巴西，格力是一个富人的标志，而且也拉动了当地就业和配套设施建设。
现在格力在巴西基本已经本土化，配件和零部件都在当地采购。我们也会运用一些金融工具，巴西汇率变动频繁，格力会在适当时间，将巴币换为美金，再换成人民币，去年在汇率上，格力几乎没有遭遇太多风险。
和大金的合作，有别于中日任何一次以往合作。中国合资企业太多，还有更多企业到外面收购，堆积了成山的问题。我觉得很自豪的是，在这么多次的投资当中，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这是感觉很好的。
赵普：安全感先于幸福感
文/陈敏
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赵普少时就开始颠沛流浪，从安徽黄山到池州，转合肥，客居北京，始终在走。他从小就爱挑战个高体壮的男生，对方在沙地上压扁他，问：“认输不认输？”一边把他的光胳膊在沙地上磨来磨去，他疼得龇牙咧嘴，就是不认输。就这么长大——要么认输，要么变得强大。
16岁时，赵普参军，在一次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引起领导关注，被调到团政治处广播室，从此对播音情有独钟。
19岁退伍后，赵普在安徽体育馆人事科待了4年，为老干部服务。“有两年都在迎来送往。老干部走了，我要慰问家属，联系殡仪馆，买送花圈。”常常从殡仪馆出来，取掉小白花，赵普立刻跳上公车，然后健步跑进安徽省气象台播报室，别上话筒，有模有样地播报次日气象。为了这3分钟出镜的兼职，他常常要在路上折腾很长时间。
23岁，他没有接到续岗通知。竟然下岗了！
是因为直言不讳的工作方式，还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理想？父亲也在同年病逝。为别人的父亲写过讣告，鞠过躬，见多了生离死别，临到自己，仍是眼泪热流。
“爸被人叫了一辈子‘老赵’，没有等到别人改口叫‘赵老’就走了。”从此独自行走在艰危岁月。摆过地摊，卖过玩具，扒过火车，住过地下室，光在北京就搬了13次家……“我是搬家高手，速度奇快！”
赵普曾写过日记以示心迹：“孩提时候，爸为生活奔波，自省城下放到山乡，又从山乡调到滨江小城，再调回省城……上中学时，一家人渐次团圆，生活逐步安定。此时的我年轻气盛，觉得爸爸守道而不能达变，忠厚而不用智巧……退伍以后，历经就业、下岗、上大学、再就业，渐知好歹，想起小时候，爸启我以智慧，授我以操守，不禁自惭形秽，始有曲意承欢之意，此时的爸爸已形容枯槁，暮色苍茫了。”收笔一句：“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
一路漂泊，旅程短暂
1995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干部专修班在全国招生，赵普考上了，他揣着仅有的8000元来到北京。1996年年底，他拿到了大专文凭，打开一看，哑然失笑。
“斜纹底文，全部印着‘成人’的字样——这不是毕业文凭，是我的成人礼呢。”
尽管25岁的大专生有点老，赵普还是凭借主持经验和实力，进入北京电视台实习。
他兴冲冲搬进了台里位于西三环的地下室。10平方米，上下铺，8个男人抽烟喝酒，打呼噜。但真正不可忍受是没有机会上镜，他每天对着本子和话筒抑扬顿挫地配音。
当时的老主任罗影说：“宋朝刑罚有一招叫‘杀威棒’，知道吗？心气再高，也得在这儿憋着！”足足半年不给镜头。赵普熬着，没事就去台里，看别的主持人怎么播音。很苦闷的时候，他能一夜抽完一包阿诗玛。别人都睡了，只有他的烟头一明一暗，直到抽醉倒地。
那年春节他没有回老家，等到机会上镜，担任一个小节目的主持。
1999年，赵普和一位叫朱朝辉的农民青年同时崭露头角。这一年的6月20日，山西临汾吉县人朱朝辉骑着一辆粉红色本田250摩托车，沿着父亲设计的跑道，成功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创造了历史。
为了报道这次飞越，北京台竟把转播台开到了壶口瀑布现场，准备跨省直播。带队的是王惠副总编辑。当时共5位主持人，分担不同角色。年纪最轻的赵普被安插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现场说一句话就OK：“朱朝辉嗖的一下就飞过去了！”
沮丧的赵普仍然具有行动力。当时电脑还不普及，他在来之前就特意查了壶口的资料，到达当地后马上收集实际情况。然后他到瀑布现场考察，决定方案：穿上救生衣爬到瀑布下面，找消防部门借一根粗缆绳把自己捆紧。这个角度能拍出瀑布的险峻——史无前例。
“飞越”的前晚小组开会。王惠说：“镜头过来，可能说30秒，也可能说5分钟。你们都说说看。”别人都说一两分钟。赵普一气说了10分钟，没停，有历史故事，有当地民情，也有拍摄角度。
在接下来的直播中，赵普的镜头最多。变化随之而来。（名人名言 www.lzdaxue.com）赵普被调到了“公益歌曲大擂台”，只做大型节目，年年主持北京台春晚，成为台里一哥。
生活稳定，薪水丰厚，赵普却在2006年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央视二台的《魅力新搭档》比赛。
“在选手里我是资深人士，其他人要么刚毕业，要么刚入行，他们都喊我老大。跟一帮小弟弟比赛，我要是跌出前三甲，就已经败得一塌糊涂。”
他最终拿下了赛事第三名。随后，央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制片人约请赵普主持。赵普不分昼夜地做了7个样片，正式播出后反响很好。
当时赵普在北京台刚好干了10年，单位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象征性交上10万就能拿到钥匙。负责人说：“房子给你留着，你再考虑！”赵普说：“您把10万退给我吧。”对方劝：“你在这里，是制片人，一哥，又有房……”赵普笑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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