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信仰与思想

　　孙中山的信仰与思想

　　信仰

　　1879年，14岁的孙中山随哥哥到檀香山，就读於一所基督教学校，因执意信耶稣，1883年被哥哥遣返故里。在家乡，孙中山折断了北帝庙神像的手臂，众怒之下急赴香港，在一所公理会教堂正式受洗，并协助喜嘉礼牧师四处传道。 1886年孙中山开始学医，毕业后志在救国救民，於1894年上书李鸿章，不果，随后在檀香山和香港组建了“兴中会”，发动民主共和革命。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参加主日崇拜途中，被清廷使馆秘密拘捕。十余日内，孙中山恳切祷告，蒙上帝施恩，得到拯救。 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联合其他革命团体组建了“同盟会”，受推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

　　三民主义

　　孙中山说，民族主义是追求国际地位的平等，一民族不能压制另一民族;民权主义是人人政治权利平等，绝不能允许少数人压制多数人;民生主义是经济上贫富机会的平等，富者不能压制穷者。 三民主义不是一个功利主义、世俗主义的纲领，基督教信仰是它神圣而深厚的本根。孙中山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这不是以“人”为发展的终极，乃是在人的层次之上，有著神性的企求，从而可以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人”的基准。 三民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行易知难”论。孙中山认为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实在是自欺欺人、误国误民，因为国人并没有获得真知，却自以为早已获得了真知，结果是“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8故“建国之基，当发端於心理，”除旧更新，必须真正认识那可敬畏者。

　　政教分离

　　孙中山事业之神圣性，来自他“以神道而入治道”，“以耶稣之心为心。” 当汪精卫、蔡元培等国民党人激烈反对基督教的时候，孙中山一面告诫教会“决计不作帝国主义者之工具”，一面强调辩论只会使“基督教之真义反加明了。”他庄严宣称：不但我是基督徒，我一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是基督徒，且有家庭崇拜。“中国固有之文化和数千年之礼教，根深蒂固，习俗相沿，剥杂不纯，有待彻底整理。此项工作非常繁重。予一身既从事政治革命，不敢再分其心，然希望同志中有能为此工作者。" 孙中山非常清醒地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 孙中山於1925年2月22日病逝北京，先在协和医院举行祈祷会，后到中山公园举行国葬。

　　孙中山在遗训中说：“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又说：“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思想

　　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孙中山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