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人民的好公仆

　　焦裕禄——人民的好公仆

　　焦裕禄(1922.8.16 ~1964.5.14)[1] ，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革命烈士，干部楷模。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到了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共和国的脊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反映焦裕禄同志精神的电影和电视剧已正在热播。

　　主要概述编辑焦裕禄，山东省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今山东淄博源泉镇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

　　1943年，他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给地主胡泰荣家当了2年雇工，住在地主一头是猪窝、一头是牛草的小棚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当上民兵后，他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焦裕禄于1946年1月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正式参加了本县区武装部的工作，在当地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又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过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焦裕禄1953年6月，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他在这个工厂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在此期间，焦裕禄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年6月，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期间，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给一家姓胡的地主做了两年长工，住在地主一头是猪窝、一头是牛草的小棚里。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199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再掀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同志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个人成长

　　焦裕禄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7岁上学， 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1932年，家乡遭遇灾荒，家境十分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

　　曲折遭遇

　　焦裕禄为社会所知，是他在河南省兰考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事迹，以及所形成的“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怕困难、不惧风险，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焦裕禄精神”。可是，焦裕禄参加革命前的坎坷经历，多数人未必清楚，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部分焦裕禄档案则为我们揭示了他参加革命前的曲折遭遇。

　　1938年，日军侵占了博山县城(今山东淄博博山区)，国民党军队一枪不打就跑了。日军侵占县城以后，经常到焦裕禄家乡一带扫荡。

　　在焦裕禄16岁到18岁(1939年-1941年)期间，汉奸伪军在南古山村建立了据点，并很快在他家附近的沅泉村、郭庄村也修建了据点，他家所在的北崮村一带成了敌人的中心地区。汉奸经常到北崮村要粮要钱，老百姓说不定何时便被抓去，受罪还得花钱才能出来。这3年中，他除了在家种地外，农闲时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主要是卖菜卖油，在古山桥卖锅饼，还到煤窑做工。

　　1941秋天，焦裕禄的父亲因生活所迫自杀。对这件事焦裕禄在“情况介绍”中说：“1941年因生活困难，还要给汉奸纳粮交款，明年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秋天上吊自杀了。”父亲死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还欠下了不少债，他与哥哥分了家，与母亲一起过。

　　1942年6月，天气很热，有一天刚吃过早饭，焦裕禄走到门口，发现日军和汉奸正在看他家的门牌。他来不及逃跑，被两个汉奸抓住。随后他被汉奸带到村外，和临近3个村的老百姓被拉到博山县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宪兵队。焦裕禄在“情况介绍”中这样写道：

　　“在第二天晚上，我被提审了，受了鬼子脚踢棍打灌凉水，直到灌过凉水后醒过来承认了和共产党有联系才被投入牢中。过了六七天，因人抓得太多了，又将我们拉到李家庙，这时被抓去的男女老少已有2000多人，在此家庙内坐牢到旧历十一月底还都穿着单衣，日寇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杀人办法都见到了，自己也受了无数遍的审问拷打，每天吃半斤煎饼喝两半碗凉水。十二月(四三年元月)又用汽车拉到张店宪兵队，一个月后又送到伪救国训练所，住半月检查了身体，发给了棉衣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窑。”

　　1943年6月，焦裕禄趁机从煤窑逃跑。关于当劳工的具体情况和逃跑的过程，“情况介绍”中并没有涉及。在从抚顺逃回老家的情况，他在“情况介绍”中说：“四三年六月从煤窑跑出到一老乡(姓郑，名字忘记了)处，他在抚顺干消防队，他介绍我到市卫生队做扫马路工作，到八月，挣下了回家的路费，但没有劳工证不能坐火车，又通过郑老乡坐汽车到沈阳买火车票到家。”

　　1943年8月，焦裕禄逃回家没多久，本村的汉奸又以他没有“良民证”为名，把他抓到汉奸队。家中托伪镇长到汉奸队保释，焦裕禄的母亲卖了半亩地，买了大烟送到汉奸队，焦裕禄才被放出来。这时正值伪军招兵，焦裕禄没办法，只好听从伪镇长的话去“卖兵”(就是替别人当兵)。可是，在“卖兵”的路上又被日军抓去，所幸关了3天后被放了回来。

　　从抚顺逃跑回家又受了两次迫害，地也卖了，兵又没

　　卖成，这一年又是灾害之年，庄家绝收，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焦裕禄在“情况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家后没啥吃，将以前爱人的嫁妆衣服等全卖光了，曾两天吃了半斤豆腐。没有伪军良民证不敢出大门，见到穿黄军装的就浑身发抖，夜里听见狗叫就害怕，实在走投无路。”

　　1943年9月，焦裕禄逃荒到江苏宿迁县，在宿迁县东的双茶棚，经茶棚掌柜介绍，焦裕禄到宿迁县第二区园上村一个胡姓地主家当长工，干了两年。1945年，新四军解放了宿迁，建立了人民政府，焦裕禄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当家做主的过程，这才真正彻底认识了共产党的部队。当焦裕禄得知他的家乡也解放了，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家乡，并很快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并于1946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道路

　　焦裕禄这个苦水里生苦水里长的青年农民，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在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劳动人民要彻底翻身解放，就必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他经常带领民兵打土豪、除汉奸，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焦裕禄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在入党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焦裕禄入党不久，领导上就把他调到八陡区武装部任干事。在武装部工作期间，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一个时期，民兵缺乏弹药，他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大家积级学习自制地雷、布地雷阵。焦裕禄对学习造地雷和埋地雷干得非常出色。他经常带领民兵摸黑到敌人据点旁边埋地雷，埋好地雷后，就放冷枪、骂阵，故意刺激敌军。敌军一出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春，盘踞在淄川、博山、章丘三个县的还乡团纠合一起，准备扫荡崮山根据地。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要主力部队增援，时间又不许可。在研究对策时，焦裕禄提出了一个智退敌人的办法。派出6名同志在黑山、岳庄一带。在民房门上用粉笔写上“八陡x团x营驻”、“x团x营x连驻”等字样。当敌人经过这里，见到民房上的粉笔字时，大吃一惊，认为八路军主力部队马上就要开来，慌忙下令后撤。等到敌人弄清虚实，再转回头来时，我增援部队已赶到，粉碎了还乡团的阴谋，保护了崮山根据地。

　　随军南下开辟新区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在南下途中，他经常替女同志和身体差的队员扛背包、背干粮袋。最多时，他一个人竟背了四个人的背包。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曲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没有排练时间，他就边行军边背台词。休息和宿营时，他就抓紧时间集中排练，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扶老携幼，赶来观看，场上人山人海。焦裕禄同志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台上在哭泣，台下在流泪，全场到处是哭声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怒吼声。群众异口同声的高呼，“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演出结束后，当场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他坚持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经常在彭店古会上作政治宣传。在彭店区委的领导下，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接着建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分了地主的土地。对彭店出现的新局面，盘踞在彭店边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1948年3月的一天，鄢陵县保安团长、大土匪头子洪启龙亲自带领四百多匪兵，杀气腾腾地向彭店村扑来。当时，村里干部、民兵总共只有十五人，三支短枪，十来支长枪。焦裕禄同志镇定自若，把干部、民兵分三个组，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指挥民兵掩护。当敌人离村子只有几十米时，焦裕禄鸣枪发令，十多支枪一齐射击，埋伏的群众蜂拥而起，齐声高喊：“冲啊!冲啊!”贪生怕死的匪兵一看这声势，以为遇到解放军主力部队，吓得惊慌失措，仓皇逃跑。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根据大营区的实际情况，区委决定的对敌策略是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党的政策和策略发挥了巨大威力，把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抓了回来，判处了死刑。“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从此，群众消除了顾虑，大营区的剿匪反霸斗争，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巨大胜利。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杞县搞土地复查。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青年，调查青年思想实际，趁着各种间隙找团干部谈话，了解青年工作状况，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位团干部说：“团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禄笑着说：“年青力壮的时候不为党多做点事，将来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一位在尉氏县工作过的团干来看他，老战友相逢，格外亲热。焦裕禄问：“这次到哪里去?”他说：“转业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禄说：“是啊，团干部总要转业改行的。可咱们做过团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远把教育青年的任务担在肩上。”

　　个人故事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当时，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激起县委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除“三害”斗争高潮。

　　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后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斗志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兰考。

　　焦裕禄和兰考人民在治理流沙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焦裕禄同志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焦裕禄通过调查，感概万千。他说：“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象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崩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

　　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变灾区面貌，还是两手向上，依赖救济呢?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同志感到：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1962年始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被定为14级干部。时任兰考县委宣传干事的刘俊生回忆：“当时我是21级干部，月工资51.5元，焦书记级别比较高，有130多元钱。”

　　在此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数年。工友张兴霖记得，焦裕禄工资有50多元钱，很多工人只有40多元，不过当时物价低，他们的生活相对宽裕。“工资低，物价也低啊，一斤猪肉才几毛钱，早饭吃油条、喝粥也就几分钱。”

　　无论在工厂还是当县委书记，焦裕禄都算得上“高收入阶层”，但焦家却经常吃不饱饭。“计划经济时代要凭票购物，粮票是按照职务、工种配给的，当时工人分粮多，干部粮食少。”焦裕禄任洛阳矿山机械厂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的邻居张泉生回忆，“我一个月有59斤粮食，焦主任只有22斤，他家人口多，就那么点粮食怎么吃得饱啊!”他想给焦家点粮票，焦裕禄从来没要过。

　　有钱买不到，饿肚子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如此高的工资，焦家却没有积蓄。焦裕禄回山东老家时，因为手头拮据，竟没能按家乡风俗给初次见面的侄媳妇包个红包。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块手表，没留下任何遗产。他的工资哪去了?

　　当年的兰考县葡萄架村大队会计孙世忠回忆，焦裕禄曾连续3个月在此调研，每天都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好的时候能吃到馍，有时候就吃萝卜缨子、木薯干。”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刘俊生说，“他交的伙食费只多不少，碰到农民家里条件差的还会另给钱。”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吴永富第5个孩子出生时家境困难，焦裕禄送去了10元钱;工人刘辅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类似的故事听许多人讲起，焦裕禄工资高却一穷二白，这种怪账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思想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回到县委后，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啊!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 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总结除“三害”的工作时，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治水：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灌、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治碱：分清轻重，区别对待，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台田试种，引进耐碱作物，这是方法。这段精辟的总结，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对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真实写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除“三害”斗争开始以后，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焦裕禄同志认为，要从根本上制服“三害”，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抓典型、树样板，打一场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

　　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

　　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同志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

　　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一季翻身，把余粮卖给国家。焦裕禄同志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蛋，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通报全县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焦裕禄同志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很多生产队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穷'字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只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同时，焦裕禄同志还主张，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扶助。采取“穷、硬、明、纯、快”五字方针。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的队;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领导班子内没有坏人;快，就是一拉就起来，很快翻身。”

　　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三害”斗争的希望，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同志激情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大喊大叫，鸣锣开道，请他们上主席台，让他们介绍经验。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焦裕禄同志：“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好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

　　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的动员会和誓师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三害”发起了猛烈的总攻。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掀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这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六、与病魔顽强斗争

　　1964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

　　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当时死神留给他的生命只有20天了)。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

　　5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了。终年四十二岁。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焦书记下葬的那天，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来围观，就在将要入土的时候，人们喊了起来：不要埋焦书记!为了让后面的人能见焦书记最后一面，还有的人爬到焦书记的棺材上阻止掩埋，直到后来的所有人都见到了焦书记最后一面，才将其下葬[4] 。

　　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