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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演讲，哈佛的“最后一课”
文/王可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毕业典礼都是一场“重头戏”.它们讲究排场，大多还蕴含着历史与传统。这在哈佛这所美国最古老的大学里更是展露无遗。
我们的毕业典礼总是定点在“三百年剧场”,它位于哈佛纪念堂与怀德纳图书馆之间那片无边绿茵中。通常，哈佛每年会有两个演讲：一是毕业纪念日演讲，一是毕业典礼演讲。前者先于后者，并且专属于哈佛学院应届毕业生，演讲嘉宾由大四学生委员会物色。这种演讲一般被称作“搞笑演讲”,一些着名谐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讲中所讲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话，让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长脸红。
而使全体毕业生如沐春风的毕业典礼演讲，则几乎永远都是“严肃”的，它由哈佛校友会敲定演讲人选。校方行政管理人员做不了主，谁来演讲还得看学生、校友的意愿，得体现出他们的兴趣与价值取向。有人为此会说毕业典礼演讲是观测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标”.
你脑海中浮现的演讲可能是一场劝诫毕业生去做未来领袖、主宰世界的说教，可是，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最不可能鼓励我们去憧憬、去实现做人目标。
我2007年毕业时，毕业纪念日演讲嘉宾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比尔·盖茨。一个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另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讲权和钱，会讲什么呢？
克林顿提到一个概念：“ubuntu”.意为“我因你而成”.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亦谈及我们不应将自身视为个体去追逐个人的成功，而应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奋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属于“非洲”,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不是只属于“印度尼西亚”——我们思考时不应将其看作“他们”,而应视为“我们”.他敦促我们“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爱心与精力去考虑那99.9%的人”.
比尔·盖茨讲了自己与妻子梅琳达如何扪心自问“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怎样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这一历程。他致力于推进创新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市场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贫困者，极具说服力的阐释：如何利用纷繁复杂、让企业与政府获益的现代科技与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他向我们发出挑战：以你们过硬的文凭、才智和天赋，能否应对重大的全球问题，为更多人的幸福贡献力量。他也为我们送上离别的祝愿：“我希望，你们将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单单是以职业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除了同为人类之外与你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两场如出一辙的演讲。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我会问：为什么不是这样？我们，作为稳拿“好工作”的顶尖大学毕业生，有年轻的活力，有社会的认可——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我们也许以为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从而面临迷失自己谦逊与对全人类同理心的危险。但也恰恰由于这种优势，我们随时能以最佳准备状态服务于最富挑战性的愿景，投身于最具挫折性的目标。这不是要我们牺牲健康、财富或快乐去为其他人做牛做马，事实上，我们应该并且必须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动， 这不只是借由个体层面的同情与怜悯，还包括在梦想和卓越层面上进行革新与创造。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为更多人幸福的奋战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认为，像名校的毕业生，身处一个独特而资源丰富的位置，就该为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为未来一代又一代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全力以赴。我盼望全世界毕业生们，同样接受这一挑战，放低身段并为此努力。
俞敏洪：用“4B”精神，做“5B”的事情
——俞敏洪哈佛大学中国企业家之夜演讲
美国东部时间2013年10月3日，参与“中国企业家全球游学计划”美国班的中国企业家在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报告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进行了“土豪”与“士族”的主题分享，讲述了中国的“土豪”们以“4B”精神做到第五个B的故事。
各位同学、朋友，尊敬的孟院长，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站在这儿演讲有点为难。因为我礼拜六在MIT做了演讲，礼拜天又在哈佛北大校友会上做了演讲，现在抬头一看，很多面孔都很熟悉，前两次都在场。你知道重复听，会让我的演讲变得多么痛苦，世界上只有一句话是可以反复讲的，就是“我爱你”.但只适合对一个人说。
刚才大家听了夏华很时尚唯美的演讲。首先我想纠正夏华的一个说法，说穿衣服对我来说不重要。穿衣服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只不过穿什么样的衣服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同时在我认识夏华后，才知道哪个女人最适合帮你挑衣服。这两年我的很多衣服都是夏华帮我挑的，当然挑的衣服无一例外都是依文的衣服，其实我也挺喜欢爱马仕的，但夏华说那个太土了不能要。
今天来以前，主持人问我讲什么题目？我说我就讲讲中国“土豪们”的发展史吧。这样的话我至少可以避免和前两天的演讲重复了。
最近在网上流传几句话，一个是“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我觉得这个话挺好，表明了中国对“土豪”态度的改变。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抱着土豪不放手”.但是“土豪”到底是谁呢？这些“土豪”总体来说就是现在中国的老一辈的企业家们，因为他们都是从很土出身的。
什么事“4B”
现在网上流传一个字叫做：4BYouth,中文翻译过来有一点土，叫做“4B青年”,大家知道是哪“4B”吗？ThefirstBis苦B,thesecondBis2B,thethirdBis装B,thefourthBis傻B.为什么说这些土豪们其实都是4B青年呢？
第一，他们真的很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苦出身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起来的时候都是三十年前，差不多都是二十岁左右，那时候既没有富二代也没有官二代。当时官二代已经有了，但是也比较苦，没有富人在后面给他们撑腰，现在富二代这种家里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从非常贫寒的家庭出身的。大家稍微想一下，柳传志先生的创业是从哪里创起的？是从中科院的一个传达室创起的；那个时候马云的父亲是拉三轮车的，有的时候还骑二轮车；我的父亲是个不认字的农民，刚才王文京说他五万块钱创业，我觉得太有钱了，你知道新东方的注册资本是零，大家都会说你注册资本是零是怎么注册下来的？它就注册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资本都是零。
第二，他们真的很“二”,怎么“二”呢？就是做了一个好像常理说不通的事情，这叫“二”.我们“二”不“二”呢？你看我在北大在过几年可能就被提副教授了，突然间就开始干个体户了，从北大出来挺“二”的吧？王文京本来是做财务的，当时在任何国有企业都能找到挺好的工作，他就“二”了。夏华更加“二”,一个女的你说你瞎琢磨什么东西？她在政法大学也快被提成教授了，讲师已经当好几年了，她就“二”了，然后又告诉老公你在体制里不要出来，我去闯，我觉得她老公能忍得住她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她不“二”的话就不可能有另外一番依文的天地，必须得跑出来。
第三，这帮人别看他们挺真诚的，首先我认为企业家干活都很真诚，如果他们不真的话干不出事情来。但我们这些人确实需要装，为什么呢？你要装孙子，因为中国还很缺乏一个透明的、直截了当的、法规明确的、平等的环境。我们正在进步，但还没有进步到确实让我们只要去二就行了。所以你必须装，你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装孙子，如果你不假装喜欢周围很多其实你根本就不喜欢的人，你就没有活路。所以他们其实挺装的，但是这个装的背后不是说他们没有真诚，他们唯一的心理就是我必须把事情干成，这个心态是任何装都不可能掩盖的。
第四，他们确实傻，为什么呢？他们坚持，死活都要坚持下去。看看史玉柱多坚持，一个巨人集团就是被忽悠的，本来他只想造一个八层楼，被这么一忽悠最后从八层楼改成十八层楼，从十八层楼改成二十八层楼，最后改成八十八层楼，结果负八层还没有造出来，楼还没出地面钱就没了，拖欠了人家好几亿块钱。但是史玉柱确实很牛，他觉得有出路，我就不信我不能再东山再起，被人到处追，几个月大家都找他让他还钱，但是他就坚信自己能做起来，你看最后又起来了，现在变成了中国的金融家，民生银行一部分股份都是他的，你说多厉害？他确实很坚持，坚持到最后把欠钱连利息都还完了，你想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所以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坚持的人，每个企业家最后都有干不下去的时候，要么就是被环境逼得干不下去了，要么就是被资金逼得干不下去了，你没有办法，但是必须傻坚持下去，因为不傻下去没有活路。
但光是四B,还成不了企业家，他们能够成为企业家，其实最后就是因为第五个B,他们有着非常牛B的梦想，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我必须变成一个牛B人，必须变成一个自己能够活下去，同时帮助别人一起活下去的人。最初的起源是很卑微的，但是卑微不等于结局，卑微只是起点，结局在什么地方我们到今天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依然在以4B精神继续做到5B的工作，很简单，这就是土豪们。
“5B”的另一种解释
我用英文来做5B的另外一种解释，他们很Bitter（苦），很辛苦，心也很苦，因为中国做生意的环境一直不很畅快；他们Bewildered（困惑），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很迷惑，因为他们工作的环境和规则，很多都是不透明的，一不小心就落入了某种圈套；他们被这个社会Belittled（轻视）了，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是被贬低了，“土豪”这个词的出现，其实就是带有一点贬低色彩的。两个方面被贬低，政府不认为民营企业正统，老百姓不认为民营企业家干净：大家想一想中国民营企业的局面，中国民营企业占了中国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就业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是中国民营企业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的体制中间其实依然没有正统地位。我们不反对国有企业存在，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现在完全没法跟国企竞争，你说国企应该是管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发展、国防等，但是偏偏要进入房地产，现在有多少国企进入房地产？房地产应该是民营企业干的，它又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中国民营房地产企业如果买下土地以后两年不用就要还给国家，但是国有企业买了不用还，为什么？老子就是国家，凭什么要还？所以民营企业被国营企业Belittled.同时，民营企业还被老百姓Belittled,因为一些商人做着官商勾结的事情，财富来路不明，招来了老百姓的嫉恨。其实大部分商人和企业家还是好的，他们在用正当的手段推动中国商业和社会的进步，但总有一些商人行为不法，使得整个商人群体在老百姓中间的地位不高。但是现在社会在进步，老百姓也逐渐意识到了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只有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才能够维护稳定，维护社会发展，维护社会进步。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事情。我希望中国民营企业家到最后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群体。
我前天在哈佛另一场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从古代到现在有一个阶层，稳定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个不是土豪，而是士族阶层，就是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中国古代做生意的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当官的也是知识分子，各地方的望族也大部分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的老百姓是被知识分子整体影响，士族的道德意识变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但现在这个阶层相对来说非常薄弱了。所以我希望中国有一个新的阶层能起来代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社会规则，这个阶层其实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为他们整体上推动了财富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包括大量的创新其实都是从民营企业产生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农业化的社会制度，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流动化、城市化的社会，而且城市中的人口流动是全世界占到绝对首位的，面对这样的变化，一系列的制度就必须创新，这个创新必须依据商业规则来创新，平等、透明、互相交换、契约精神，这就是商业原则中最重要的精神。
我刚才说过了企业家现在在两头Belittled的状态，上面政府不重视，下面老百姓也恨企业家，为什么？官商勾结！确实有些商人很讨厌，他们跟官员勾结，他们贿赂政府官员干坏事，自己争取资源做坏事。他们做坏事，把好公司也拖累了。去年美国浑水公司攻击新东方，就是因为浑水在之前攻击中国的一些公司时，发现问题很多，做假帐、报假数据等，攻击一个成一个。但其实新东方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新东方去年被攻击，我的态度是对美国人心平气和。原则上我应该恨浑水公司恨得不得了，为什么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他们确实是攻击了一些真的不好的中国公司，那些中国公司从本质上说上市就是在美国圈钱，老板淘了钱就想走，他们提供的报表就是假报表，当他们把这些坏公司抓出来的时候我应该鼓掌，但抓到像新东方这样的公司怎么办呢？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必须证明新东方是好的，我不能退。当时有人劝我说新东方私有化，因为私有化在那个时候最合算，我们的股票在三十多块钱卖掉了，现在变成九块钱，私有化的成本太低了。我说我不能私有化，因为如果私有化就意味着对我自己不相信，另外，私有化了我就没法证明给美国人看新东方没问题。因此，我要去证明，证明很简单，人家说你有罪，你说自己没有罪，怎么证明？举个例子，如果你老婆说你有外遇，你要证明自己没有外遇，光嘴巴说是没用的，你说我就是没有，她说你就是有，这就是我跟美国人面对的状况。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过去五年发的所有短信、所有微信和所有e-Mail拿出来给她看，你看，没有。有人说你删除了，但是删除没用，因为当美国人要求我把五年几万封e-Mail拿出来给他们看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些个人的e-Mail能不能删除？他说你可以删，但我们半小时能全部恢复，我说那就不删了，他们说俞老师你放心，因为我们公私分得很清楚，你私人的信件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有关交易方面记录的信件我们全部会调出来。用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新东方花了一千五百万美金，他们要调查我还要我帮他们出钱。最后证明新东方没有任何问题，新东方股票从九块钱涨回到了二十五块钱。尽管化了这么多钱，这个事情我必须做，如果我不做就证明我有问题。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企业形象尽管还有百度、新浪这样的公司顶着，但是多一家就意味着中国未来资本市场多一条路。新东方从2月份证明自己没问题到现在中国又有将近十家公司在美国上市，如果新东方有问题的话可能后面短期内一家公司都上不了。所以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自己能争取自己的地位。我不怨恨政府对民营企业家到处防范，我不怨恨老百姓对中国商人不相信，因为确实有些糟糕的商人，也确实有些让政府很头疼的官商勾结的人，让政府最高层对于中层政府领导管理起来增加了无数的难度，我只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真正从“土豪”做成“士族”企业家，士族是有理想的，“土”是下面一横长，“士”是上面一横长，“土豪”们有的时候把脚伸得太长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下面那两只脚稍微砍掉点，别伸到政府的口袋里就好，这样我们就不再是“土豪”了，而是变成“士豪”了，成为有着“士族”精神的豪杰。这是我的希望，我觉得企业家们是很了不起的，大量的企业家是VeryBrave（非常勇敢），因为他们突破了层层的障碍，他们有自己的Belief（信念），相信自己努力的力量，这是我用英文解释的5B.
致学子：在中国做事情的几点提醒
在中国做企业必须要对中国的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了解了还要行为正确才行。在民营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当中，或者部分私有化的过程当中有一大批所谓的企业家倒下来了，甚至被送进了监狱，为什么呢？急于求成。因为中国的环境很复杂，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尤其是国有民营化之间这种复杂局面的时候，如果你急于求成没有智慧的话一定会出事。
这里我想再次用柳传志来做例子。大家想一想，最早联想百分之百属于中科院，因为最初的二十万是中科院出的，不管多少钱，哪怕一万块钱，只要是国家给你出的，这个企业最后就是国家的。但是按照原有的机制，不可能有现在的联想电脑，也不可能有现在的联想控股，所以得变。在这背后需要两个词，一个叫做耐心，你是在一起过日子的，不能对着干，对着干的结果就像夫妻打架，你跟强势的一方对着干基本上没有好结果。第二就是智慧，和政府打交道需要对政府深刻了解，这种了解就是智慧。联想改制的结果，不光是对所有当时的联想员工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你想，中科院随着联想的上市收益了多少现金？能支持多少科研项目？但是如果大家呛着来，最后的结果是联想集团没了，柳总也不是今天的柳总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是多么重要，而且这个深刻理解当中还不能把自己卷进去。大家想一想，多少商人就因为某个政府官员的贪婪，就是刚才我说的官商勾结，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卷进去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进去，比如我就有过好多次可以被卷进去的机会，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做教育，后来我发现这个挺好，因为我做教育不太容易被卷进去，想卷都不行。
第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学的知识和你的远见、眼光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现在我们这些在MIT和哈佛的同学，你认为你就必然能做成大事吗？当然，你做一个教授、学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进入名牌大学只能保证这一点，整体上你的生活水准比不上大学的人要高一些。我是北大毕业的，北大也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但是北大真正能做出大事的创新型人才其实也不多。当然会有，但是每个机构都有，并不是北大会有，北大是比例要稍微高一点而已。一般的大学也有，像马云知道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吗？杭州师范学院，你是基本上没听说过的。而且马云跟我一样，一考就是考了三年，都是考的英语，第一年都没考上，第二年都没考上，第三年都考上了，我进了北大，他进了杭州师范学院。原则上我现在应该比他发达好几倍才行，但是回过头来看看阿里巴巴马上要再次上市，市值大概估计是一千亿美金，新东方才多少？四十亿美金。我该一头撞死。哈哈，但是我坚决不撞，因为财富和智慧、远见没有关系。所以你上好大学很好，但是Don'tbetooproudofyourself（不要对自己过分骄傲）。我从北大出来，学到的最好的是：第一，名牌大学相对来说有好处，你至少走出校门会更加自信；第二，自信的同时你必须限制在适当的行为范围内，甚至应该更加谦卑，这样让人感到你像一个名校毕业生。我最怕的是两种人：第一，聪明极其外露，锋芒毕露，句句紧逼、事事紧逼，让你觉得事事不如他，我觉得哈佛、MIT这样的学生还是有的，因为北大清华这样的人很多；第二，总觉得自己的学校就等于自己的成功，这个是很要命的。这两点大家不要有。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天我有这个地位是靠我母亲，因为我小时候不会有这么大的远见，小的时候我就想上大学，其实我就想离开农村，这是我的远见。我母亲的远见并没有超过我，但是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是了不起的，她说你就应该上大学。所以我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没考上，第三年干脆别干农活了，全面复习，第三年考不上回来干农活；但是我们村另外一个小孩第二年高考还比我多了一分，如果第三年他跟我一起复习必然能上大学，但是他母亲说考考考，还考个P,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老老实实回来干活造房子娶媳妇早点抱孙子。这就是远见，两个同样不认字的农民妇女，一个培养出了俞敏洪。大家有没有发现知识跟远见没关系？这是真的。
我还要提到马云，马云是学英语的，他懂什么互联网？但是马云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界的奇迹，你看他把e-Bay步步紧逼逼出了中国，e-Bay当时多牛啊，世界第一。真正的领导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甚至不需要懂这个东西是干嘛的，毛泽东一辈子没摸过枪，但是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项，这个长项不一定是你学的东西。前两天北大校长演讲的时候说北大人出来都不务正业，因为他们很少干自己学的专业的事。确实是这样，因为学到后面，学的是通达而不是知识点，如果你学的就是那个点还以那个点为骄傲，那你就作为一个普通的科学家或者某个专门领域的思想家就可以了。真正做大事的人必须心胸开阔、胸怀博大，能够忍得住、耐得住寂寞，还要能够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相处；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目中无人、眼中挑刺也可以，但是别干这些工作，就去干一个人的工作，把它干到极致你也能成为伟人。有多少科学家有多小气你知道吗？有多少科研人员十分挑剔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做伟大的科研工作，因为他们不需要当企业家，他们不需要当政治家。
第三，创新不是来自于知识，创新来自于思维的突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思维突破是什么概念？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很简单，你把它想得太复杂你就没法做了。当然，呈现的东西简单可能背后是复杂的。乔布斯曾经说过Simplicitycomesfromultimatesophistication,就是简单实际上是从最复杂的局面出来的。但是当我们面临突破想得太复杂了，我们就没有了突破的可能性。我想举个例子，中国最大的汽车老板是谁？李书福，吉利汽车集团。因为长春一汽、上海汽车都是国有企业。李书福是怎么造汽车的？李书福是不太喜欢上学的，因为他上学成绩老是不好。但是李书福有另外一个能力，他好动，他把家里的自行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家里后来有了一辆摩托车，大家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摩托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邻居看到他对摩托车那么熟练就拿来让他修摩托车，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摩托车修理厂。李书福是标准的农民，跟我一样。一般的农民开了摩托车修理厂，每年赚二三十万就挺舒服了，现在有多少摩托车修理厂就是农民干的，就在乡镇小县城干这个事情。所谓的创新就是在这个点上再往前想一步，当你开了一个摩托车修理厂之后能不能再往前想一步？李书福就往前想了，既然我对每个配件都如此熟悉，为什么不买配件组成摩托车卖呢？所以他就把配件全部装起来，想破脑袋想了一个特别农民的名字——吉利。紧接着过几年他开始想造汽车了，有人告诉李书福：“书福，你这是瞎想，上海汽车为了造小轿车引进了美国的别克技术，长春一汽引进了德国的大众技术，你一个农民，你造汽车？开什么玩笑？”大家看一看，这个时候一般人和企业家不同的思维就出来了。一般的人就想真的不行，电子系统根本就搞不清楚，还是造造摩托车算了，一辈子干个摩托车厂也挺好，但是李书福想：“哥们，汽车有什么难造的？汽车不就是把两辆摩托车焊在一起吗？”太突破了吧？其实他最后做的就是把两辆摩托车焊在一起，把其中一辆摩托车的把手拿掉，把另外一辆的把手换成方向盘，最后上面造个顶子，两万块钱一辆汽车，你想到哪里买两万块钱一辆汽车？后来我们就看到吉利牌汽车疯卖。有一次温家宝见李书福，李书福说：“总理，昨天我梦见你了。”这样的话只有他敢说，因为李书福长得很憨厚，他说什么话都挺真的。温家宝回头一看是李书福，拍拍李书福的肩膀：“书福啊，要把汽车造得安全一点哦。”李书福就说：“请总理放心，我在两年内一定把全世界最安全的汽车公司给买回来。”两年以后沃尔沃变成了中国汽车公司，现在你开沃尔沃汽车请记住，你在为中国汽车公司努力。紧接着去年他又把伦敦出租车制造公司买了，这就是企业家，从一个“土”变成了一个“士”,为什么？已经为国争光了，为国争光就是士，不要说企业家赚钱不能为国争光，所以创新是来自于思维的突破。两大汽车公司，一汽上汽都是几百亿的规模，根本就不敢碰，钱白白地被美国人、德国人赚走了，李书福就干，这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创新的思维，这是特别重要的。
刚才王文京谈创新的时候我特别同意，但是他说的有一点我不同意，他说长城是创新的结果，我认为登上长城只会越来越糊涂。因为长城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想挡住外来的进攻，但是外来的进攻是挡不住的，就像中国现在面对世界的创新潮流，面对世界的发展潮流，想要挡连门都没有，你就得开，你就得让大家感觉到潮水来了，我们把自己从快要被淹死的状态变成弄潮儿，这才是伟大的。长城不仅仅是中国有，大家知道古罗马帝国一千多年，他们为了防范北方蛮族的入侵沿着多瑙河也建了一个长城，叫做日尔曼长城，跟中国长城建得差不多，只不过比中国长城要短。罗马帝国靠了两条河，一条是多瑙河，一条是莱茵河，加上一个长城，想把当时的日尔曼（蛮族）挡在外面，后来证明实际是挡不住的。今天的欧洲起源是来自于这些当时的野蛮民族，法国就是法兰克，德国是日尔曼，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全是当时的蛮族，没文化的人，现在的匈牙利是当时的匈奴，想挡是挡不住的。倒过来只不过是因为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回过来检点自己起源，把野蛮的民族慢慢变成了文明的民族，他们发现真正的文明起源在古希腊罗马，所以文艺复兴有了制度传承才有了现代的欧洲。所以中国想要挡住世界潮流是挡不住的。长城尽管很伟大，但是它象征了中华民族的封闭心理，发现北方蛮族来的时候用长城挡，但根本挡不住。五胡乱华不用说了，辽朝、金朝、西夏、元朝把中原弄得半死不活。后来清朝来了，最明智的一个举动就是宣布长城没用，清朝把自己的夏宫都建到了长城外面，就是现在的承德。只不过清朝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时候一定害怕，害怕就会封闭，所以文字狱思想封闭很严厉。清朝还有一个重大的毛病，他们知道长城可以不挡，因为他们就是长城外面来的民族，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毛病，他们觉得海洋能够挡，这就是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的来源，也是中国后面民族灾难屡屡出现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海洋能挡，闭关自守，老子不上海，你在海上也别来。英国人法国人可不听这个，老子就是要来，你挡不住，长江黄河我全去，最后没有办法了，被迫开放。所以最重要的确实是完整的心态开放。
当然，我也相信，从宏观来说，世界在进步，中国进步得更快，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我们一致认为尽管有反复，这就像春天的寒流一样，其实每一次寒流的来到都是更温暖的春天的序曲。所以请相信大形势，既然相信大形势，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微观的程度了，微观的程度要相信什么？微观就是个人应该相信你们自己奋斗的力量，这个特别重要，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要相信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固化，利益集团只是占据了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利益的极小一部分，真正伟大的利益一定会被民间力量突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行了：中国的三大运营商在彩信、短信上面赚了多少钱？而一个小小的微信使三大运营商一年损失了一千亿人民币，为什么损失？我发短信和彩信不用再经过你的收费系统了，我在美国发一条短信要收我一块钱，现在便宜了一点，但是我在微信上只要有WiFi环境一分钱不用花，我发送一张照片一分钱不用花，我发送一篇文章一分钱不用花，我做企业宣传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使三大运营商手足无措，他们原来是垄断了。所以创新力量在民间，也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你们在座回去创业的人一定会不断地突破这样的限制，让中国人民享受更加便宜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一千亿谁都没拿到，腾讯一分钱没拿到，三大运营商没有拿到，这些钱丢给谁了？丢给老百姓了，丢给我了，我每年至少在发短信上省了五千块钱，就这么简单，明白吗？这就是创新。所以，在大潮面前不管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也相信个人创新的力量、企业创新的力量，社会创新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创新。
我们要相信个人奋斗和个人努力的力量，相信跳出你现在环境的力量。我专门讲到了守株待兔的故事，守株待兔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明明知道这个地方不可能再有兔子主动来还在这里守着，这是最麻烦的。当初我从北大出来就是因为我知道在北大不可能抓到新的兔子，我必须出来。所以对于个人来说，突破任何一个环境带来的通常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如现在你就在这个环境呆着觉得挺舒服的，最后你一辈子就这么舒服下去了，但是没用；你到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艰苦了，得到了新的东西，突破的机会可能就有了。我觉得只有一个情况下不要进去，要你命的地方不要去，剩下的哪怕变得身无分文，怕什么？我觉得关键在于你的勇气，我刚才说的企业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二”和“傻”两个字，就是你要坚持“二”,人家不敢干的你去干，另外要坚持“傻”,人家觉得没希望的事情你要干下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
有一句话说苦难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苦难，我完全相信，因为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普通人，但是苦难或者挫折对于不是普通人的人来说，就是财富。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大部分人应该把苦难、把变化当做财富，而不是当做挫折，因为这样你才能获得更多，这是我希望大家拥有的心态。
大家都在哈佛、MIT这些全球化的大学读书，了解世界，但是在了解世界的同时，请大家记住不要丢下中国。因为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大陆或者中国出身，要了解中国、要融入中国，要把中国和西方结合起来，要把中国的现实和现在你们学的东西结合起来，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最后你将注定孤独一生。这句话也是来自网络上的。有个家伙跑到小姑娘家里去玩，玩到晚上以后小姑娘说天晚了，你骑自行车路上可能会不安全，就留在这儿好了，这个男的说我非要证明给你看，晚上骑自行车回去技术高超很安全，回到家里还打个电话说我安全到家了。其实中国就是那个想把你留下来的女孩，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将注定孤独一生。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励志演讲）
王石：坚持与放下
导读：他当过兵，做过工作，当过工程师，当过机关干部，就这样做到了32岁。“我既不喜欢做企业，也不喜欢做生意，我曾公开说我不喜欢房地产。”他是王石，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下面是王石先生的一篇励志演讲稿，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怪老头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吧！
演讲正文：
同学们好，像这样和同学们交流还是第一次，因为站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从表演上来讲这叫做当众孤独。但是刚才主持人那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同学们热烈的反应，好像让我也年轻了两岁，我想到了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光大约是四十五年前了，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和你们一样想着未来该做什么。
我曾受福尔摩斯侦探的影响，特别想当个侦探家，也受《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世界》的影响，想当个探险家，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在小学的时候，是可以跳级的那种，但我的语文不好，所以没能跳级。
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工程师，当过机关干部，这样做到32岁。当时我在广东的外贸部门，在别人来看，这个职业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已经看到我人生的最终会走到哪里去，我当时的身份是副科长，我已经看到了，我一步一步的可以当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厅长。既然我已经看到了我这一生会怎么过，我的追悼会怎么开，我能想象，我躺在那里，朋友们是怎么来向我鞠躬、哀乐，我都想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当然不甘心。这是我后来到深圳创业的初衷。
我没有严格的人生计划要当一个企业家，甚至当年的我对于做商人这件事是非常讨厌的。我只是希望改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就这样去了。我既不喜欢做企业，也不喜欢做生意，我曾公开说我不喜欢房地产，以至于现在万科的CEO郁亮私下跟我说：“董事长，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你不要公开说，你公开说不喜欢，我们怎么教育团队要喜欢、要热爱这个行业？”我说好，我不说了。
但是今天我站到这里，我要告诉同学们，我非常喜欢房地产，非常喜欢房地产行业，因为它牵涉到城市建设、城市规划、造福于消费者、造福于人民，我后知后觉地突然发现，我正在从事着一个我梦寐以求都求不到的职业，我由衷的喜欢上了我原来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同学们，我这里想说的是，你不要急于大学一毕业，就马上要找到一个如何发财、如何终身相伴的职业，不要着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把你所在的工作做好，所在的你不愿意的行业做好。可能工资不随你的心，可能待遇不随你的心，可能所处的环境，那些人员不随你的心，但是你要拥有一颗平静的心。人生下来所谓的自由选择，它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不自由过程当中，你仍然要把它做好，当做人生的一个经历、一个积累，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2009年，《南方周末》成立25周年，做“中国寻梦者”评选，评选了8个人，我荣幸的入选，有意思是给了三个标签，让我来选。第一个标签是企业家，第二个标签是登山探险家，第三个是不行贿者，那同学们，你们猜猜我会选哪一个？我选择了不行贿者。我记得在我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的时候，我说：“不行贿是我做商业的底线，但我没想到这个底线，却成了我的一个标签，这很荒唐。”最基本的底线，很多人却认为不可能，一个长久的坚持、最起码的人格要求，反而成了你最具竞争力的东西。我不得不遗憾的说，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改革的。
我的身体不是很强壮。同学们可能就纳闷了，说怎么可能，你的身体不强壮怎么登上珠峰的？我说正因为我登上了珠峰，我的身体才强壮了起来，我通过尝试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克服，这个过程使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原来更强，使我的体力也变成越来越强壮，而不是因为我拥有强壮的体魄我才去登山。事实上，我有偏头疼，一疼四五天，五官有中耳炎、视网膜炎、鼻窦言、咽炎。我感到最恐惧的是1995年，我突然感到我的左腿剧疼，医生非常清楚的说，说你腰椎间有一个血管瘤，你必须马上减少行动，最好是坐轮椅，否则你可能随时瘫痪。我当时脑袋一懵，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44岁的时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医生宣布我可能瘫痪。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在瘫痪之前，我要去一趟西藏，要去一趟珠穆朗玛峰。
2003年我去了西藏，记得在登顶下撤的途中，在8800的位置上，天气非常不好，阴天、刮风、下雪，我特别想坐下来，但我受过的登山训练告诉我，我不能坐下来，我要是坐下来，我就起不来了。那一刻，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清楚，但那时就有一个愿望：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绝不再返回喜马拉雅山，如果再返回来，我就是王八蛋！我诅咒自己。可安全回来之后，那个诅咒也忘了。
我到山脚下和医生谈的时候，医生说你遇到的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登到8000米以上的山峰时，只有两种废弃物是没人理的，一种是空氧气瓶，再一个就是遇难者的尸体，你免不了会看到遇难者的表情，没有痛苦，没有狰狞，没有死亡之前的挣扎，都很安详，好像进入天堂一样。当然了，即使进入天堂很美妙，你愿意进入吗，我相信还是不愿意进入的，所以哪怕受折磨，受苦难，你还是愿意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会死，但在死亡之前，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曾说，我一生要三次登顶珠峰，2003年是第一次，2010年是第二次，我想我差不多在我70岁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要再登一次顶。但当我到哈佛之后，我才意识到，哈佛是我的第三次珠峰，和这两次珠峰完全不同的是，这座山峰没有物理高度。很多人问我，说登珠峰难不难，我说当然难，比想象的还要难。第一个学期特别累，要记太多单词，失眠，想睡也睡不着，做作业做到2点钟，8点钟起来，我曾经几次想打退堂鼓。
我想跟同学们说什么呢？人生当中一定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不满足，保持着一种好奇心，保持着你对未来的某种期许，坚持就非常重要，胜利往往是再努力一下的坚持之中。我想我和很多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我比他们聪明，也不在于我比他们更运气，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认准的目标，坚持下去。
刚才讲“坚持”了，现在我想讲讲“放下”.我想说的放下，第一是放下金钱，第二是放下权力，第三是放下虚荣。
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当时公司形成4100万规模。当时我就声明，我放弃分到我名下的股权。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不用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当中，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换寡，换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所以在名和利上，你只能选一个，你要想出名，你就不要得利，你要想得利，你不要出名。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这是我想放弃财富。
1999年，48岁的时候，我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开始只当董事长，真正的不管公司的事儿。这是我想放弃权力。
第三个放弃，就是放弃虚荣。实际上这回去哈佛，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你王石到哈佛去干什么，首先就问，你到那儿带翻译吗？第二，你上的是老年大学吧，更多的朋友之间一见面，那就是猛夸，铆劲的夸，“太——”佩服你了，就是“太”这个字拉好长时间，我说你表扬我还是骂我，这样表扬，无非就是说你王石要过语言关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过了，所以“太”佩服你了。确实，一个中国的着名企业家，上市公司老总，年纪又过了60多岁，你开始学英文，你能不能拉下脸，能不能放下面子，是个问题。
同学们今天在听我演讲，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听过我敬仰的人演讲。他们是两位美国人，一位是肯尼迪总统，一位是巴顿将军，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里说：“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社会做了什么”,我非常欣赏他这段话；第二是巴顿将军，他说：“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他从顶峰跌到低谷时候的反弹力。”我同样非常欣赏。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怎么也没有想到2008年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一个拐点论，一个捐款门，弄得我狼狈不堪，祖宗八辈子都骂到了，一天谩骂的帖子3、40万，删都删不过来。但之后我给了几个感谢，第一感谢股民对我的这种唾骂，让我归零，让我认识我是老几，我重新认识自己。而且我现在回忆，确实我当时比较嚣张，我感到我在做正确的事情，说话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在乎在什么场合下；第二，这是我了解社会和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不要说是善意的，就算是恶意的又怎么样呢？我既然是公众人物，我享受到公众人物带来的好处，我就应该接受我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的监督。公共人物就是公汽，公汽就是公共汽车，坐上去感到很舒服，它就表扬你两句，它坐得不舒服，吐口痰，你就得承受。
同学们，我想用下边的一段感悟来结束我的谈话。很多同学非常羡慕我们80年代的一代人，我现在想起来，我也很羡慕，因为80年代当时不觉得，事后越想越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们会感叹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全球的不确定，中国未来的不确定，你们很感叹，没有机会了。现在讲拼爹，我相信在座能这样交流的，拼爹的不多，都是拼自己。但如何拼自己，怎么拼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什么都确定了，你要想出人头地，想有所作为，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才给了你们机会。我们认识的中国，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它需要改，但往哪儿改，不大清楚，但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我们希望改好，上下想法是一样的。
四年前，我在金沙江漂流，金沙江上水流湍急，到堰塞湖的时候，江水平静，流得非常非常缓慢，这时我就有时间看两边的景色。金沙江两边景色都是悬崖峭壁，这时你才发现，悬崖峭壁上是一股一股潺潺的流水，我突然醒悟到，这滔滔的江河就是一股一股无数地潺潺地细细地流水形成的，这一股股的流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如果我们每一股细小的力量，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汇成的江河，就将汇成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 本文标题： | 毕业演讲，哈佛的“最后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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