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马云-第一章

马云推荐序

我和太太还有几个朋友去马尔代夫度假，临走前我的助理陈伟说有文章会发给我，空闲的时候看看。

我以为跟从前一样是一些收集来的笑话，直到我在马尔代夫看到邮件。

我没想到那么久以前的事他能记得这么清楚，那些往事和细节，一只脚都已经跨出了我记忆的边缘，现在又集中起来“回放”了一遍，让我想起很多过去的美好时光。

每次去机场我都很忐忑，因为时不时又会冒出一本关于我的书。其实没有一本书是我写的，常会有人在机场买一本书让我签名，我很为难，因为很多时候我和他（她）一样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也不清楚里面写了些什么。

陈伟发给我的大多是从前一些有趣的事，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轻松、幽默和娱乐的笔墨，让人很容易往下看。

                  自序

仰视这个世界，你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俯视这个世界，往前看，你我都是亿万年生物进化的同一个辉煌终点；往后看，你我最多是生物继续演变跳不过去的一环——而已。

我个人以为，人生意义的主体就是“吹牛”。一个人从默默无闻到功成名就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换人“吹牛”的过程。

学习和思考改变“吹牛”的内容，奋斗改变“吹牛”的对象。

做职员时跟职员吹，做经理时跟经理吹，做领袖时跟领袖吹，不同的人生就这点区别。

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地球人都知道，可后半句知道的人不多：“而大多的知识是拿来炫耀的。”也就是说是用来“吹牛”的。

想一想很容易明白，你搭个狗窝用过勾股定理吗？你扔块石头算过抛物线吗？你炒菜放个盐查过摩尔量吗?回答都是否定的。就算是发射卫星的数万名科学家，每人能用上的也就是那么一小点专业的知识。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快乐的，喜欢“吹牛”的和喜欢听人“吹牛”的。

不“吹牛”的人是痛苦的，即使他有很高的成就，比如米开朗琪罗；能“吹牛”而内心不爱“吹牛”的人也是痛苦的，比如叔本华；爱“吹牛”能吹好“牛”也爱听别人“吹牛”的人是最快乐的，比如马总。

马总有一回从工棚边经过，棚里突然爆发出纯真的大笑声，马总无比羡慕地说：“听！民工吹牛吹得多开心。”

我说：“也许他们刚刚吹牛的话题正是：假如我是马云，我就每天……”

米兰·昆德拉说过：人总是生活在别处。

马总在最近的一次淘宝年会上说：“作为CEO，我的工作只能是讲讲话，吹吹‘牛’了，你们要容忍这样一位CEO。每次‘吹牛’听上去总是那样‘不可能’，而你们——阿里人每次都完成得比‘不可能’更‘不可能’，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

大约2100年前，汉武帝刘彻看了《史记》后，对司马迁说：“你写的是正史吗？你以为你真的看懂朕了吗？已经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

我以为，历史的本质是一首思想的旋律，而所有记载的资料就像散落一地的黑白钢琴键，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这些键去猜想旋律。

每年都有国际著名大学的人来阿里巴巴集团做研究、写案例，案例报告完成后都会让马总过目签字。马总总是质疑：“你们写的是阿里巴巴吗？这不是阿里巴巴！”

“你不懂！这就是阿里巴巴！”学者们说。

“好吧，那就算是阿里巴巴吧！”不知马总是反思自己，还是不想跟学者们去辩驳。

“当年没有跟eBay合作，”有一次马总说，“外界猜想很多。其实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见到eBay团队的某某就莫名其妙地不爽，而我对那位女CEO还是挺钦佩的。”但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不爽，马总自己也没有合理的解释！

正如叔本华说的：“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但我们无法想我们所想的。”

有一种细菌很想飞，可又没有翅膀，于是它潜入青蛙产的卵里。由于细菌的侵入，孵出的蝌蚪和青蛙都是残疾的，很容易被老鹰吃掉，于是细菌如愿以偿地感受到了飞翔！

我不是老鹰，我是飞翔着的细菌。

助理是一份特殊的职业，不同的助理也有天壤之别。

国家部委领导的助理有的是副部级干部，而有些娱乐明星的助理就是生活小保姆。

企业家的助理有的是秘书，有的是顾问，有的是保镖……

而我啥也不是。我认识张纪中老师和马总都已经10多年了，也分别给两位做过助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主要工作，我总是老半天都答不上来，在张纪中老师那里是如此，在马总这里还是如此。遇见比较熟的人，我会开玩笑说我是一个“御用闲人”。

我永远不会说我了解他们，只是在这里记录一些我亲历的名人凡事，也不知这些黑白键能否让你更接近旋律本身。

另外，书里有一小部分“八卦”，表面上看跟马总没有多大关系，但我的人生轨迹都是因为马总“肆意篡改”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所以也算跟他有关。偶尔“跑题”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

                  概述

我是在1992年初认识马总的，屈指算来，我们已经有近20年的交情了。最早我的身份是马总的学生——我在他开办的英语夜校学习。几年过去后，大家在一起混得很熟，成了朋友，尽管我的英语大多已经“还”给了马总。

每每回想起在英语夜校的生活，我都感觉十分温馨和快乐。那时候的许多人和事都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们中的很多同学至今仍是很要好的朋友。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的后半生竟然在当年这个小小的决定中，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在夜校，我和老师马云、张英夫妇成为了好友，进而结识了来夜校采访的中央电视台编导樊馨蔓，以及樊导的爱人张纪中先生，乃至后来我因缘际会中先后成为张纪中先生和马总的助理！回首往事，不由得感叹，人生往往就是这么奇妙，你当下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很有可能成为转变人生的机遇。

                  迟到的老师

1992年的春天，我大学毕业3年多，住在集体宿舍。晚上没什么事做，听说杭州解放路基督教青年会里有个英语夜校班，每周学习一至两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担心可能会有入学面试什么的，我还把大学英语书翻出来读了一天，结果去了一看，什么考试也没有，就通知我上课了。

第一天上课，我提前到教室认识新同学，同学中有想出国留学的高中生，有在校大学生，有工厂里的工人……而大多是像我一样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自己选位子坐下。可讲台上空空如也，老师没有到。五六分钟后教室里开始骚动起来，左顾右盼的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建议派人去问问，是不是换教室了。

就在这时，突然见一男子冲上讲台，人长得瘦小也很特别，没站稳就开讲：“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迟到’。我最讨厌迟到，迟到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迟到就是谋财害命……”这时同学们都会心地笑了，老师用一种诙谐自嘲的方法向同学们表示了歉意，这位老师就是马云。

马总当时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英语教师。他和他爱人张英原是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的同学，之后又分配到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同一个英语教研室。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在杭州高校中排名很靠后，但马总夫妇却都是杭州高校的“十佳英语教师”。

开场白结束进入讲课的正题后，我们才发觉这个老师的英语课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以往我们上英语课时，大多是老师带领大家抱着课本按部就班地背单词、分析课文、讲解语法等等，一堂课下来，学生大多听得晕晕乎乎，不知所云。而马总则不同，他讲课时往往抛开书本，很少讲解语法和词句，更注重和大家的口语交流；并且常从新闻中找吸引人的话题来进行课堂讨论，再配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大大提升了我们这帮“哑巴菜鸟”学习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常常在笑声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几句口语。

马总每次讲课时都会出一个命题，让同学们选某一方的观点，而把剩下“无理”的那一方观点由他一个人坚持着，与所有同学展开辩论。记得同学中有几个是做医药代表的，所以有一堂课我们的命题是“commission”，争论医药佣金（回扣）问题。我们选的是“反对”方的观点，所以马总就只能选“支持”方。谁知辩论下来，我们大败。

辩论结束后马总点评，说其实他也很反对医药佣金，但他告诉我们，“假如刚才你们这样这样说，那我就会tough（艰难）很多……”

尽管同学中也有口才不错的，但在我记忆中，没有一次是我们胜过马总的。因为马总的英语口语比我们好太多，而且他看问题的角度也很特别，他是“另眼看世界”。

                  “马关条约”

1995年，在杭州西湖上举办国际摩托艇大奖赛，200多名杭州美女报名争做司仪。当时马总的英语口语在杭州已小有名气，所以主办方请他帮忙培训这些美女的英语口语，并最终录取50名。那段时间，马总要兼顾学校本职工作、夜校的教学和培训一帮美女三项工作，忙得脚不沾地，走路都带着风。但他从不向我们抱怨累，反而常常神采飞扬地对我们炫耀给“美女班”上课的故事：“……你们想啊，200多双杭州最漂亮的眼睛向我眨个不停，搞得我上课都有些紧张……”

这时，我们男同学就会无比羡慕地说：“亲爱的马老师，如果哪天您老人家觉得太累了，弟子十分愿意为您分担工作……”

马总则干脆地回答：“想都不用想，再累我都会坚持的！”

由于美女们能否顺利得到“司仪”的工作，“生杀”大权全都掌握在马总的手中，所以我们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马云关。”这就是当时英语班所说的“马关条约”（当然，这里的“马关条约”不是指清朝时期签订的那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绝没有戏侃国耻的意思）。

有时，我们会问马总：“您是根据什么标准选定司仪的？身材、相貌还是英语口语水平？”

马总就会开玩笑地回答：“都不对！快过节了，我主要是看谁给我家送火腿。”

当时在西湖边的六公园里有一个“英语角”，每周日上午有兴趣的人都会自发前往，练习英语对话，于是，我们同学就三五成群地赶去凑热闹。上午在“英语角”逛逛，用英语侃侃“大山”，顺便商量着安排下午的游玩活动，一举两得。

马总也常去“英语角”，后来他发现许多人学英语的热情很高，一周一次的“英语角”不够，就带领我们在少年宫门口的广场上也办了一个“英语角”，每周三的晚上都有活动。一来二去，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说英语的强大“气场”。再加上活动时间是在晚上，谁说得好说得坏，都看不清相貌，使得大家说英语的胆子更大了。一到周三晚上，英语角里就分外热闹，各种带着语病的“中国式”英语夹杂着汉语齐飞，不管自己说的英语对方能不能听懂，只是连说带比画地使劲表达着自己的兴奋。

看到这种景象，马总嘿嘿直乐：“这个主意不错吧，讲英语时看不清对方，胆子就是大！”

侃完英语，大家还能进少年宫里玩乐一番，和小孩们一起玩玩游乐项目。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好似回到了童年。少年宫“英语角”很是红火了一阵，一直到冬天户外太冷了才停办。

                  课堂之外

由于我和马总住得比较近，所以下课经常一起回家。马总当时骑着一辆杭城第一代的电动自行车，发出的声音跟拖拉机很像，但又不快，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马总带部分同学去大奇山

他第一天上课迟到，就是因为“拖拉机”坏在了路上。

那几年的时光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除了学习英语以外，同学们还经常组织在一起喝茶、打牌、讲段子……

在讲段子方面，我的“成绩”还算“名列前茅”。有时候别的同学讲不好，马总就会打断他：“把你的‘毛坯’告诉陈伟，让他‘锻造’一下再讲给大家听好不好？”当年有很多故事，比如“屠夫遇美妇”之类的段子，至今同学们见面还会提起。

1992年夏天，我们班一位漂亮的女同学王丹上课没多久就要随夫君去澳大利亚定居了，大家都很不舍。那时的澳大利亚在我们看来，跟月亮一样远，只有马总去过，而且也是马总唯一去过的外国。马总组织大家去富阳新沙岛游泳和游玩，算是给这位女同学送行。

马总只有一岁的儿子也一同去了。大家游泳时，马总把儿子交给了最健壮、最会游泳的阿兴同学看管。等大家都下水后，阿兴同学把马总的儿子抱在怀里，走到浅水的地方。小孩子想挣脱大人，阿兴问：“你想自己游吗？”小孩子点点头，于是阿兴就把他放进水里。

一岁的小孩怎么会游泳？阿兴放手后他马上就沉了下去，不巧一个浪又刚好打来，小孩子不见了！幸亏水不深，大家又都在附近，赶紧一阵乱摸把孩子捞起。虽然前后不过10秒钟左右时间，可孩子被捞起来后还是咳了半天的水。

现在已是身高182米小伙子的马总的儿子，每次提到阿兴叔叔，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英语班的师生间情谊很深，同学们即使到了国外，也都会把联系方式告诉马总。2007年春节我和张纪中去澳洲，马总说方便的话可以去看看王丹，并把她在布里斯班的地址发给了我。

我没有去。因为美女是最经不起岁月“蹂躏”的，留在记忆中更好些。我认为跟美女经常见面，看着她们的美丽一点点被时光“蚕食”，还可以接受。而隔十几年突然再见，美好的记忆突然破碎的痛苦我已不愿再领教。

                  图中举手的是作者

马总当年还特别热衷给人牵线搭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同学中的一对。男的很健壮，但乡音很重，说的中文和英文里都有很浓的绍兴口音，平时喜欢打打牌，不是特别上进的那种。而女方则是追求浪漫、追求完美、希望婚礼应该去巴黎举办的那种人。我们当初都认为他俩不靠谱。但当男方告诉马总他喜欢女方时，马总马上同意出谋划策去帮他。马总的威信和超强的说服力终于说服了女同学。后来他们结婚生了儿子，生日是9月3日，碰巧那天金庸在杭州，马总特地请他给孩子取个名。金大侠根据生日给孩子取名“三旭”。有了这个名字谁也不会忘了他的生日了。

老天爷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幽默，大家都不看好的一对在马总的撮合下结成了夫妻，而英语班两对“楷模夫妻”却悄悄散伙了，弄得同学们都惊愕不已。

其中一对，女方是我们同学，漂亮又豪爽。她家里房间比较多，经常请大家去她家打牌、下围棋。女同学怀孕了，预产期是2月14日情人节。马总说这个日子生，一定是个小情种。因为男方姓杨，所以他说如果生女儿就叫“杨玉环”，不小心是男的那就叫“杨国忠”算了。

结果女同学果然在2月14日生了个男孩，先通知了我，我跑去马总家告诉他们。由于我表现得异常兴奋，马总的岳母就说：“陈伟这个人真滑稽，好像是他生儿子一样。”

马总也很高兴，说：“那我们去看看‘国忠’吧。”

后来这对大家眼里的模范夫妻莫名其妙地离婚了，女同学“潇洒”地扔下大小两男人去了国外。可我们依旧去她原先的家打牌、下棋，因为这时她的前夫已经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有好几年的年末一天，同学们都会在他家打牌、聊天到凌晨，我们调侃说：“我们每年都是打牌开始，打牌结束。”

还有一位女同学，是美女加淑女，工作是马总帮助介绍的。有一堂课上，她用英语讲了她的恋爱故事，跟童话一样。她说她讨厌相亲，有一次外婆“骗”她去吃饭，其实又是去相亲，结果遇见了“白马王子”。她说她感谢生活，感谢这次“欺骗”，说得大家都羡慕不已。后来，她也请大家去她家吃过饭，丈夫很帅，而且温文尔雅，结果不久却也莫名其妙地离婚了。

离婚后她就没有再来英语班上课，16年后又一次见到她。还好，依然“淑”，说话很慢，矜持有度。

                  依然存活的海博翻译社

有一年，杭州所有的广播电台都改成了直播，听众可以打进电话参与并可能拿大奖。一时间随身听大卖，电台收听率节节攀升。其中有档很火的节目叫“外来风”，专门介绍国外流行歌曲，马总被邀请做客串主持，很多杭州人都是从听这个节目开始才慢慢地了解并喜欢英文歌曲的。

马总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我们问他日语学得怎样，他会马上背上很长一段。你听着确实很像日语，问他啥意思，马总说这是他编的，连他自己也不知是什么意思。逗你玩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翻译外文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时，马总发现许多身边的同事和退休老教师都闲在家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在杭州成立一个专业的翻译机构呢？这样一来，既能减轻自己的负担，也让那些老师赚点外快贴补家用，一举两得。”1994年1月，马总利用青年会沿马路的两间房办起了“海博翻译社”，“海博”是英文“希望”的音译。马总解释说：“大海一般博大的希望，这个名字不错吧！”

翻译社成立时，虽然只有少数几个同学入股参与运营，但全体同学都积极对外宣传。记得开张那天，同学们还拉着横幅去武林广场做了次宣传。

当时，翻译社的员工只有马总和几个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退休的老教师。马总的主业还是教书，只能用课余时间打理翻译社。然而，创业初期的时候，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不管马总再怎么努力，我们再怎么帮马总在校内外做宣传，依旧改变不了翻译社生意惨淡的命运。但马总一直坚持着。

因为房子沿街，翻译社还兼卖过鲜花和生日礼物。为了进货，马总在双休日还带队去过义乌小商品市场采购礼品，放在店里卖。到1995年，海博翻译社的生意渐渐好起来了，而那时候马总已经把重心转到做互联网上，就把翻译社送给了其中一个入了股的学生。

翻译社至今还在老地方开着，门面也没有扩大，但现在几乎所有的语种都能翻译，常译的语种就有20多个。如今，我们在登陆海博翻译社的网站时，首先就能看到这样的四个大字：“永不放弃”。这四个字，是马总当年亲笔题写的。

                  马氏英语班之G的故事

英语班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也五花八门。有残疾人坐轮椅来的，有电视台主持人带妈妈一起来的，也有奶奶和孙女一起来上课的。Grandma就是当时的学生明星，没有人知道她真名叫什么，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过80岁了，大家跟着马总都叫她“Grandma”（祖母，下面简称G）。

其实G是我“学姐”，马总在青年会教课前还在涌金夜校教过英语。当年G晚上没事就去涌金夜校逛逛，看有班级上英语她就坐在后面听，一开始同学们还以为是“老领导微服私访”。

别人害怕记单词，可G却通过睡前背单词治好了头疼和失眠。

到青年会时，G的口语和听力在班里算中上水平，而且耳聪目明。马总经常会拿她做例子：“看看G，你们还有什么学不好的理由？”

G的一个外孙女当时不到20岁，也来听课，听完课后会跟我们玩到凌晨才回家。我们问她，这么晚回家家人放心吗？她说：“跟别人出去家人当然不放心啊！但G知道我是跟你们出去就没事，G说了，我们班全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