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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正道直行
根据华为公布的2010年财报，华为去年销售收入达1852亿人民币，按照2010年的平均汇率计算，大约280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全球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商爱立信(约308亿美元)。
华为的成功给人恍如隔世之感。这家于1988年成立的中国民营企业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发展时间里，超越了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将来到2015年华为还要实现80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华为就像一班高速行驶的列车，不断地超越再超越。
但是华为总裁任正非并不认为华为已经成功了，他说：“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是的，华为一直在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任正非也是一样。
人间正道
1944年，任正非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父亲虽是知识分子，但按照任正非的回忆，“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母亲只有高中文凭，在中学做教师。任正非家境并不好。他长大的过程中饱尝生活的艰辛，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任正非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1988年，任正非创建华为之时，他已经44岁，此时的他自然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观念。此后他在带领华为前进的过程中，任正非将自身的个性一点一滴地融入华为，可以说，华为就是任正非的投影。
任正非是怎样一个人?他很率性坦诚，他曾回应为什么不愿意见媒体，不像其他的老总那样程式化，而是直接明言：“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他还直言“媒体记者总喜欢将成绩扣到企业老总一个人头上，不然不生动，以虚拟的方法塑造一个虚化的人。”
是不是任正非没有意识到得罪媒体记者有可能引来负面报道，影响华为的形象?不是的，任正非明白这一点。（励志一生 www.lzdaxue.com）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华为要发展最重要的不是公众的关注度，那是细枝末节，决定华为发展的还是华为人的奋斗精神和客户对华为是否认可。
是的，任正非是一个坦诚的人，因为他对华为的发展有清晰的规划，他知道怎样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不会轻易受外界影响。在经过贫苦生活、经过世事变迁之后，任正非已经不再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他曾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回忆与父母一同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当时任正非的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他说，经历过这样艰难的生活，他“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贫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任正非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构成了华为的文化核心。本刊记者曾在与华为内部人士沟通的时候，向他们询问华为的文化核心。他们明确地回答，就是“奋斗”。可以说，华为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任正非带领全体华为人的奋斗史。
任正非的低调并没有掩饰对于华为的重要性，不过任正非并没有“占有”华为的私欲，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任正非在带领华为取得骄人业绩，并成为所有员工心中的英雄的时候，他又强调“摆脱对个人的依赖”，大力推行制度化改革，规范各项工作的流程，从“人治”走向“法制”。
华为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任正非的股权与其他核心管理人员的股权相差无几。正是这样的股权制度，华为的员工能够倾尽全力推动华为进步。
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如此说：“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据一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喜欢学习《毛泽东选集》。此处用毛泽东的一句诗来印证任正非的成功之道：“人间正道是沧桑”。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走得正是人间正道。
思想力
著名财经作家、《华为真相》作者程东升如此评价任正非：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对企业的宏观战略有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不仅仅因为它用10年时间将资产扩张了1000倍，不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领先，而是因为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总裁任正非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
思想是深刻的，华为也从来没有流于表面。华为在拓展海外市场时曾经遭遇同行的误解，他们认为通信行业的人才都应该有一定的年龄，而华为的员工多是年轻人，他们不相信年轻人可以真正理解通信。但是最终华为的技术实力得到同行的认可。华为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华为的员工能够刻苦学习、刻苦攻关，并且勇于创新。华为没有“花架子”，他们相信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自然得益于任正非的人才观念。华为每年从中国的多所知名大学里招聘大量的技术人才，给这些毕业生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但同时也严格要求他们的工作成果。华为员工的勤奋是出名的，他们在办公室摆上床垫，用短暂的休息来获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任正非对研发的重视也显示出他的远见。他曾经将华为的“第一桶金”——8000万元投入大型程控交换机的研发上，华为从代理转向自主生产，研发成功之后，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迅猛上升，奠定了傲视同行的基础。
根据华为发布的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华为截至2010年底共拥有来自1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约占总员工数量的46%。华为每年都将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这与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比例相当。华为能够在技术密集型的通信行业击败国外竞争对手，对研发的重视无疑是决定性的原因之一。
对于研发，任正非曾言：“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就是华为的生命。华为的目标是，把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去赢得超过10%的制造业利润率，逐渐取得技术的领先和利润空间的扩大。”
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出任正非的思想力。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他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悟出的哲理带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他对员工说：“只有有牺牲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最终成长为将军;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人，才会有广阔的胸怀。”
任正非坚持自我批判，从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自己是清醒的，他也要求所有的华为员工对华为的未来保持清醒。正是任正非“对成功视而不见”，成功才能始终伴随华为。
张亚勤：我眼中的盖茨
作者张亚勤，现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曾是比尔·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时的核心智囊团成员。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展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主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计划”。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究，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众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忽然间，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压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展开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李开复博士一起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我开始担任院长，经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同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筑。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豪华，也不宽敞的屋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间有限，人也很聪明，如果他愿意花1个小时了解一个项目，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汇报刚开始时，我认为他肯定对网络多媒体领域不太懂。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停地提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入，甚至走上前台去询问技术细节，比如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分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刻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佩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激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他会一直问，问到有趣的地方，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觉得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情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富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个小时延迟了40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诉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才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赶紧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未来的热情打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交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电影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价盖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互相欣赏，但性格却各不相同，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而盖茨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一接到盖茨的电话就眉飞色舞地谈到对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听到这些，盖茨犹豫了，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凭借他对盖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盖茨的真正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这样，微软的第一位商务经理鲍尔默走马上任了。
盖茨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年11月底，在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盖茨告诉我，“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
2004年1月，我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被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业务。
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欣然答应了。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地互动中，我颇有收获，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3页邮件再次向我推荐。(对不起，我最终还是没聘用那人)。
盖茨总是这样，对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励志一生 www.lzdaxue.com）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会面。他看问题很深刻，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浓厚的中国情节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国组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并担任主席。我成了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
我加入微软后在公司里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对中国十分好奇，问了一些关于政府架构、大学教育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他好奇的范围超过了软件和技术。
一次他来中国访问，因为我们安排的细节失误，使一个会议临时取消，浪费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我、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汉堡，他就问我们中国政府的运作，问得最多的是在中国农村里怎么选举等。
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盖茨曾经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来。他这几年每次来中国都和学生有交流，他觉得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还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聪明？
他来中国时也和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我相信他说的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的说言不由衷的话了。
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盖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很热门的“物联网”。
我每次见到盖茨，他都会欣然接受我给他“洗脑”。比如“十七大”之后，我见到他就专门给他传达中国十七大的精神。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能让他更多地理解中国。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他很早就买好了门票，到中国来看比赛。2007年我陪同他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接受了CCTV的独家专访，主持人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希望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回答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在西雅图，我参加了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盖茨退休我感觉既留恋，又替他感到高兴，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满激情并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和探讨，有时达成共识，也有出现分歧的时候。当然，盖茨并没有完全离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执行董事长，他每个星期会来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创立了微软公司，用创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改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他后，他决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比尔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他对梦想的不断追求，是我的楷模。他的慈善事业我也愿意做一个志愿者，贡献一份力量。
盖茨是一个技术的天才、商业的天才，也是一个十分幽默、善良的人。他是我碰到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当深厚，另外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我碰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很多财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小泽征尔：坚持并战胜自己
今天，在《环球》上看到这篇介绍小泽征尔的文章，为这位着名的指挥家的对艺术的那种执着追求深深感动，便和女儿一起品读。也许人们都以为小泽征尔这一生的音乐成就来自于幸运和天赋，可是他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
每年8月到9月，日本山岳之都长野县松本市便充满艺术气息，因为亚洲最重要的古典音乐盛事斋藤纪念音乐节在此举办。
每一年，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会云集这里，将歌剧、交响乐献给小泽征尔已逝的恩师、日本着名音乐家斋藤秀雄，献给热爱音乐的人们。
这个节日，正是小泽征尔为纪念恩师的成就而发起的。而今年的斋藤松本音乐节更值得纪念，因为它的发起者、78岁的小泽征尔在隐退一年多后，又回到了它的怀抱。
三次生病和三轮复出
从2006年起，已经古稀之年的世界级着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斗争：2006年因患上了肺炎和带状疱疹，他所在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不得不宣布取消他2006年的所有演出。
但仅过了一年，他就复出，并在东京与他创立的野守歌剧团演出。
2010年，小泽征尔又被诊断出患有食道癌。在6个月的专心休养后，他重新站上了指挥台，但因为身体不支，于2012年3月起暂停公演活动。
小泽征尔表示，他要以“一个更健康的姿态回来”.这一次，他休息了一年半。
8月23日，斋藤松本纪念音乐节上，小泽征尔重出江湖，在现场1500名观众和天皇夫妇的注目下，他指挥了长达50分钟左右的歌剧《小孩与魔法》，指挥还是那样充满舞蹈般的激情和韵律感，高潮时挥棒的动作依然遒劲有力。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小泽征尔彻底的康复和全面的回归，尚不得而知。
早在2005年，小泽征尔接受杨澜的采访时就表示“不敢想象80岁”.如今，刚刚过完78岁生日的他愈发年近耄耋，加之疾病的威胁，他在指挥台上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他的粉丝们珍惜。
这次复出也更加让期待与他合作的业界同行激动。青年钢琴家李云迪在9月1日小泽征尔生日当天，在微博上发文称：“非常期待与小泽征尔大师再次的相聚！也希望大师一定保重身体，全球的乐迷都在盼望着欣赏他魔幻棒下的美妙音乐！Seiji样（小泽君），生日快乐！”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老头，生命中的坎坷总是会让他越挫越勇。所以，他的复出，我们还是值得期待他能超越他曾经不敢想象的80岁。
一夜成名和三位老师
关于小泽征尔，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且大多数都很励志。
最着名的，莫过于他在1959年的贝桑松世界指挥大赛上一举成名。
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赛事上，音乐专家云集。他拿到了乐谱，被通知最后一个上场。指挥棒跳跃起来，美妙的音乐流淌出来，正当他沉醉于其中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乐谱中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失误，他停下来，指挥乐队重新演奏了一遍，还是不对。可是，评委团和主办方都坚持乐谱没有问题，这让他非常尴尬。
面对这些世界顶级的音乐家笃定的表情，他难免怀疑自己。但当他再此阅读乐谱时，他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并向评审团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评审团集体起立，向他致以热烈的掌声。
原来，这是评审团故意设下的小圈套，在这场比赛中，只有他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也因此在欧洲一夜成名。
从此，小泽征尔在参加比赛和获得名师指点的道路上几乎一帆风顺。
在贝桑松比赛中拿过大奖以后，小泽征尔又在1960年的美国伯克郡音乐节指挥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并荣获了意义深远的库谢维茨基大奖。这次获奖，使得他有机会成为当时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着名指挥大师查尔斯·明希的学生。
随明希在美国学习了半年以后，小泽征尔又在一次由卡拉扬主持的国际卡拉扬指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www.lzdaxue.com）这次比赛，实际上是卡拉扬收学生的选拔赛，比赛的前三名可以成为卡拉扬的学生。于是，小泽有幸留在西柏林，在这个伟大的指挥前辈手下进行深造。
1961年，小泽征尔又被另一位着名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看中，他不但将小泽征尔收为弟子，同时还聘请他担任了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
至此，小泽征尔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真传弟子，其幸运程度在当时的青年指挥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与其说是他幸运，不如说是他的才华和勤奋给他带来的机遇。
七访中国和两次下跪
外国的指挥家，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小泽征尔。据说有一回小泽征尔在北京簋街的一家小面馆吃饭，还遭遇了粉丝要求合影签名。
的确，热爱古典音乐的中国人大多知道这个在中国出生的日籍美国人。小泽征尔和中国的缘分，是从他出生那一刻就结下了。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在中国沈阳，他的父亲曾经在长春当牙医，“九一八”事变后迁到沈阳，小泽征尔出生后的第二年又搬到北京。
在北京度过了六载童年的光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小泽征尔全家迁回日本。
这一去，直到1976年，他才找到机会回到北京。那本是一次私人寻根之旅，小泽征尔带回了父亲的遗像，完成了父亲想回中国看一看的夙愿。接待方还带着小泽去参观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校。这一看，他却看到了中国人对古典音乐的渴望。
“那时候……中央乐团只能演奏中国作曲家文革时期的作品。但王炳南先生在一次晚餐时告诉我，他珍藏有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全集。那时候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我的指挥曲目、西洋的曲目带到中国，当然还要学习中国的音乐。”
几个月后，小泽征尔再访中国，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乐章。而音乐学院学生姜建华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时，小泽征尔从椅子上滑下，跪了下去，校方以为出了意外，过去看时，才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他说：“这首曲子是应该跪着听完的。”
这之后，小泽决心把中国的优秀曲目和乐团带到美国去演出。“那时我把全体乐团成员用同一趟航班带到了波士顿。我在波士顿给他们租了房子，举行了演奏会，在几千人的会场里演出，收到了空前的效果。”此后，小泽征尔和中国音乐界可谓情根深种。他前后访华达七次之多，在中国指挥，也把中国的音乐带给世界。
1994年，小泽征尔应邀回到出生地沈阳，指挥辽宁交响乐团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小泽征尔想要的是一次完美的演出，排练多遍尚未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于是他将指挥棒重重地敲了一下乐谱架后说：从明天起，我们进行个人演奏过关训练。
在以后的时间里，乐团每天训练6个钟头，他一次次地纠正乐手的问题，那头标志性的乱发被汗水湿透了，一脸的疲惫，可他坚持指挥。到第三天下午，小泽实在太疲劳了。他先是蹲在地板上指挥，后来，干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挥，脸上的汗水挥洒在乐谱和地板上……
也许人们都以为小泽征尔这一生的音乐成就来自于幸运和天赋，可是他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这个习惯，他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这就是他的自信和成就的来源，也是他战胜自己的法宝。
有了这个法宝，相信他能战胜疾病，延长自己的音乐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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