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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唯倔强生长：一部励志的童话
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演了《色，戒》，遭了封杀，被言说成了一个传奇。
与现实遭遇的魔幻主义相比，她更相信电影这个童话世界给她的真实。
她从未停止生长，只是把自己藏得深一些，更深一些。
直到有一天，谁也遮不住她的光亮。
一切还刚刚开始，未来十年，将是她的时代。
她是汤唯，演员汤唯。
她站在舞台中央，依然是汤唯式的带点倔强的微笑。
汤唯拿到了国内第一个最佳女主角奖。她说，给自己一句话，平凡一点，踏实一点，演员这份工作可以做得久一点。
这句话在她这里显得意味深长。
《色，戒》已经过去了四年，她站在台上，依然要回答的是问了无数遍的那个问题“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你怎么面对”？
她睁大眼睛，带着一点我知道你不信，但我确实如此的神情，“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是汤唯的方式：封杀，流言，纷扰，政治，所有的结，她都没有打算去解。扔到一边，她去搭自己的框架。
真实的生活
“她从英国回来，有一天我们聊了很久，我在电脑上放了一首歌，后来她也放了几首。我们喝了点红酒，哼着歌，在屋子里跳舞。汤唯拿着纱巾，边哼边跳。屋子里暗了下来，在那一瞬间，汤唯特别自由的旋转。”
这是水晶对汤唯印象最深的一幕。那个时候的汤唯，还有点失意。她和朋友不会聊到关于封杀，偶尔说起，也是自嘲，“我运气真好”。水晶说，作为朋友，能让汤唯在一个时刻有所释放，会特别的安慰。
和汤唯在媒体中感觉到神秘不同，汤唯调皮、好奇心强。她好动，一进朋友房间就摸这摸那。啪，茶海被她摔坏，顺手拿起小木槌，一敲，又坏了。
她会带着妈妈一起参加聚会，努力让妈妈也融入朋友之中。
她一直想保持平常自在的状态。带着一次性口罩挤地铁。
平常在北京，汤唯会坐着公交车出门。她对公交车的路线掌握熟练，成了朋友们的活地图。
她喜欢普通的生活。淘衣服，逛小店。有一次，她兴冲冲的跑到水晶家里，说自己买了一双鞋，只有35块钱。那天朋友恰好买了一双只有十五块钱的鞋，汤唯当场崩溃。
从此水晶那双鞋就叫做气死汤唯。
有一次朋友装修屋子，汤唯跑过来，屋子里有好几个工人，她一下子窜进来，又是扫地，又是擦家具。朋友当时特别担心她被认出来，想让她走。汤唯特别调皮，一直赖着。工人居然没认出来。等工人一走，她很得意，“我知道你想赶我，我偏不走”。
看望中学老师，汤唯到批发市场买水果，买了满满一堆，多的根本没法手拎。买好装箱，拎起箱子往肩头一扛，一个眼神，走。朋友跟在后面，笑疯了。
汤唯很自然地走，过马路的时候，扛着箱子扭头往后看，“快点快点”。
“不物质，特精神，没有那么多欲望，到现在也没有。”《切·格瓦拉》的导演杨婷一直觉的汤唯是朴素的，老实的。
她的朴素让第一次见她的陈可辛印象深刻。“我这十几年来碰到的演员里面很少有能够保持这种单纯的，她很能够融入当地的环境，让你看不出她是一个明星。（励志文章 www.lzdaxue.com）她穿了一双有点像木头的鞋来，我觉得主要是那双鞋，那双鞋让你觉得真的她是一个老百姓。”
她说就像大家在走没有路的森林，走这边不好，走那边也不好，然后慢慢探出一条路。
整个影片下来，陈可辛对汤唯多有赞誉。“她好像古典音乐里的小调，我们写剧本都是用大调，她有时候甚至是跑调，这反而给了我更多的发展空间，很怪。”
汤唯认为自己在《晚秋》中也跑调了。这个被袁鸿认为汤唯演得最好的角色，汤唯认为自己把角色“演重了”。韩国导演金泰勇希望她能够不要有感情，完全是空白，汤唯一直认为自己达不到放空的状态，“有人说还有我的影子”。
她会很在意，你看到的是汤唯，还是她演的角色。在她看来，观众到电影院要看的是她演的人，而不是她自己。
“每一次，我都会抹掉之前所有的痕迹，抹去了，回到白纸，再交给下一个角色。”
童话世界
她把电影称为一个最真的童话世界。
当《晚秋》拿到韩国电影的百想艺术大赏的奖项时，她说“我会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好好呆下去，争取做个好演员”。
这是她喜欢和让她舒展的世界，为了能够呆下去，她要做的是低调再低调。
其实可以看到汤唯突然面对《建党伟业》全部镜头被删这种问题时，她脸上一掠而过的变化。依然是上翘的嘴角，眼神会变得有点硬，礼貌却绝对，“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汤唯的朋友对此也小心翼翼，他们说，不要谈。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赶紧忘记《色，戒》，忘记王佳芝，也忘记任何“封杀”。
太久了，汤唯需要的是新的立得住的角色。
汤唯的经纪公司对汤唯的宣传异常谨慎。汤唯很少接受专访，记者采访她之后都大吃一惊，觉的汤唯调皮真诚和之前的神秘感有强烈的对比。“汤唯的经纪公司更希望汤唯能做一个好演员。”水晶说。
汤唯在采访中最愿意谈的还是电影里世界。对于现实世界中她所经历的命运挫折，她很少提起。我们可以窥见的只能是偶然一漏的罅隙。
“有时候我是爱钻牛角尖的人。”汤唯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难过的时候会不断地听音乐，像莫扎特或者肖邦，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可以把我的感情包容起来。”
有一次她被问到关于恐惧，汤唯说小时候会怕黑，最不喜欢一个人呆在黑暗的地方。长大后，最怕没人能够理解自己说的话，“那种没人理解你的恐惧，是很孤独的。”
在朋友看来，汤唯有自己的调节方式。她性格里有倔强的种子，面对种种挑战和挫折，“让她更加的倔强”。
袁鸿认识汤唯这么多年，很少见她哭。汤唯会紧张，因为她害怕交叉。如果两个戏有交叉，她会在整个状态上有所紧绷。《赛车》和《武侠》拍摄的时间有一点点交叉，她会觉的这样难以全身投入。她更希望完完整整地去做一件事情。
很多时间，汤唯希望自己慢下来。她愿意去等剧本。出道以来，她演得几个角色跨度很大，她有意去挑战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乐意去尝试不同的人生”。
对于剧本的选择，她希望剧本能让她心跳，同时必须要让她信服这个角色必须是可被表演的，有个人的张力。
赖声川说过她是可以放进任何容器里的水，陈可辛说，开拍时汤唯是一张白纸，结束了她成了一幅水墨画。
刘若英用的是汤唯的时代。她说，她觉的汤唯的时代到来了。而水晶说，汤唯有着无限可能。汤唯是一个演员，她就是想做一个演员。传闻那么多，始终没有动摇她这个方向。汤唯说过，表演真正的让她开心。为了这份开心的长久，隐忍和等待也显得没有那么长久。
准备妥当
为了表演，汤唯愿意去尝试很多东西。她有着强大的收拢力。
似乎大家已经习惯了去夸汤唯有语言天赋。杨婷曾经在目睹了她粤语、英语、家乡话交叉聊天后，问她“汤唯，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你是鹩哥啊？”
网上一段视频流传甚广。汤唯在戛纳接受记者访问，全程熟练的英语。语调纯正、自然，神态略显张牙舞爪。说到开心处，顾不上捋吹进嘴里的头发，“扑扑”两声吐了出来，有点急躁雀跃的情态呼之欲出。
袁鸿说，汤唯并没有什么语言天赋，但她凡事认真。她的粤语不错，和她早年在深圳读书的经历有关，她也真的用心去学。
英语，对汤唯来说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在英国，她愿意融入进去，用别人的语言聊天，汤唯觉的这样才能“真正钻到他们的世界里去”。《晚秋》拍摄结束，汤唯进《武侠》剧组拿着一本韩语教材，她对韩语也有了兴趣。
汤唯有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她会去补充自己的体系。有一段时间，她找了一个北大的博士当老师，去补自己的古代文学，从诗经讲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前一阵子，她对调理呼吸有兴趣，又觉的自己的肢体有点硬，她就学起了太极拳，练了几个月，老师觉的惊讶，觉得她好像练了几年一样。她喜欢读书，汤唯的包里永远会有一本在读的书。在拍《色，戒》之前，她很巧合的在读张爱玲。
她有学习的欲望。袁鸿说，这可能和她家庭教育有关。汤唯的父亲是一个画家，偏知识型的，经常会为了画一个佛像去一个寺庙住很长时间。
在汤唯淡出的那两年间，她其实并不缺电影拍摄的邀约。安乐公司内地发言人姜先生说：“汤唯沉得住气，她还年轻，觉得学习比较重要。”
她沉得住气。她没有觉得日子会一去不复返。她不是想当一个明星，她想做一个演员。鲍起静曾经说过，她没有见过汤唯这么痴迷表演的年轻人。
对汤唯来说，表演是要花一生力气去做的事情。一切都来得及。重要的是，在一切机会到来之前，准备妥当。
每个商界大佬都有一个不愿提及的兄弟
在商业世界，大多数合作关系的破裂都发生在公司飞黄腾达之前。
一向跟比尔·盖茨关系还不错的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最近出了一本很有料的回忆录：《谋士：微软联合创始人回忆录》（IdeaMan）。在这本书中，艾伦对老友比尔·盖茨大发牢骚，认为比尔·盖茨曾经密谋在他得癌症时掠夺他的股份，并不遗余力地把盖茨描绘成一个脾气超坏、满身铜臭、自我感觉良好的野心家。这引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名利场》等大牌媒体，纷纷开始热烈地八卦起这对如同离婚夫妻般的前合作伙伴。
其实，纵观微软、苹果、Facebook你就会发现，在商业世界，这种类似于由初次婚姻不幸而引发的纠缠不清、刻骨铭心的关系，绝对不是偶然一例，大多数关系的破裂都发生在公司真正飞黄腾达之前。
微软：隐藏在和谐表面下的内部征战
根据《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谋士：微软联合创始人回忆录》一书中，收录有1982年艾伦与盖茨一次最激烈的对话：“这真是不可思议！这一架总算暴露出你的真面目！我从此就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充斥着前半本书的爆料，总算是给了许多微软原教旨主义者修正微软历史，和两位大佬关系史的大好机会：长久以来，他们不是被视为对方的兴奋剂，就是密友。但认识他俩的朋友看过这本书后都说，本回忆录确实划出了一道大口子。在本书的致谢单上，艾伦还感谢了包括盖茨在内的17人，为他提供了“全面而富有逻辑的帮助。”
在这本爆料书出版之前，盖茨与艾伦的关系一直是被公认的好，就算58岁的艾伦早已经离开微软。艾伦离开是在1982年，他患上了癌症。但是，在本书中艾伦却说，他离开是因为他对盖茨的行为越来越不满，因为在艾伦越发低调的同时，盖茨却越发朝一个强势的工头转型。
比尔·盖茨一直试图降低艾伦在微软的股份，也是因为与他们相熟的人都认为艾伦并不在工作状态，也并没有对公司全身心奉献。这是原因之一，而盖茨在他们的首张合作协议中也写道，如果他认为两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就可以购买艾伦的股份。
艾伦将这份协议写进书中，但并没有写出盖茨插入的这一条款。微软的成长也吸引了更多像盖茨一样，一条心只管建设微软的人加入。他们愿意日夜工作，睡在办公室里。而艾伦却在此时厌倦了这种生活，拖了团队的后腿。在书中，艾伦说与盖茨的斗争让他付出了代价。“我低沉的士气影响了对工作的热情，这也恰好能促成比尔的下一次攻击。”他写道。
艾伦这份毫不遮掩的“盖茨报告”，确实在微软的“早期校友”中掀起了一些风浪。那些跟这两位大佬都认识的人，已经开始私下里怀疑艾伦对于某些事情表述的准确性。举个例子，一些熟人们就曾证明艾伦并没有出席某场会议，但艾伦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当时在场。另外艾伦说他当年去加州帕罗奥图市挖了一个电脑奇才，后来此人成为微软最重要的程序员之一。但是熟人揭晓，这个电脑奇才其实是盖茨三顾茅庐挖来的。
在这本自传中，艾伦还认为自己点亮了诸多微软重要创意的火花，并在一些案例中扳倒了盖茨。而充斥全书的怨恨基调，也是艾伦因为没有在微软得到自己应得的赞誉与回报。然而，曾和艾伦并肩作战的同事们却持相反看法。“我很惊讶艾伦先生不满于他在微软的所得。”曾在1981年加入微软并在那里工作了20年的卡尔·斯托克说，“我们全都把保罗当朋友，并且认同他为微软做出的贡献，但毋庸置疑的是，对微软的成功影响更大的绝对是比尔，而并非保罗。”
离开微软后，艾伦基本上是在靠着微软带给他的巨大财富过活。他的大部分商业投资不是失败，就是勉强糊口。认识艾伦的人都觉得，比起经营一个软件公司，他还拥有更广阔的志向。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盖茨和艾伦共事过的大卫·邦内尔看来，相比盖茨，艾伦对音乐和文化更有热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感兴趣的是整个世界，而比尔则是一根筋型的。”
苹果：形同陌路的两个史蒂夫
1977年的乔布斯和沃兹尼克
曾是《时代》周刊记者的迈克尔·莫里茨，为乔布斯写了一本传记：《重返小王国：乔布斯如何改变世界》。在这本书中，他如此描绘了两个史蒂夫的初次会面：“史蒂夫·乔布斯第一次见到史蒂夫·沃兹尼克和他的电脑时很受震撼，自认为沃兹尼克是他见过的第一个比自己还懂电子学的人。”
但这也仅仅只是初次会面所产生的共鸣。事实上，沃兹尼克是个极客，只对技术感兴趣。而乔布斯却是个“杂家”：“他花了大量时间涉猎文学和艺术，喜爱文学和经典影片，学过莎士比亚作品，把英语老师奉为偶像，为《红气球》之类的电影深深感动。”“他跟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标新立异的小组，叫"巴克鱼苗俱乐部"，意思拆开是一句下流话。（励志一生 www.lzdaxue.com）他们把厕所的马桶漆成金黄色，把它用水泥糊在花盆上，他们把一辆大众甲壳虫汽车吊起来，推上学校自助咖啡馆的屋顶。”沃兹尼克从不吸毒，是同学印象中的好好先生。但乔布斯却在父亲送他的红色菲亚特双门小汽车里吸大麻和哈希什。
事实上，沃兹尼克以及他的家人，都不怎么相信乔布斯：“他是个邋里邋遢的家伙，赤脚走路，头发总是黏糊糊的。”而在沃兹尼克的父亲杰里·沃兹尼克眼中，乔布斯是“觉得自己理当一上来就占据高位，不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从基础做起”的那种人。
沃兹尼克也并非对苹果一直忠心耿耿。在乔布斯四处游说忙于拉投资找人才的时候，沃兹尼克却在考虑是不是接受惠普的邀请。这时候，乔布斯又一次利用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和死缠烂打的口才：他动员沃兹尼克所有的朋友来当说客，又在沃兹尼克的父母面前“痛哭流涕”让他们帮忙把自己的儿子留下。
然而，当苹果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有了比原来的办公室大15倍的办公楼后，苹果二代的幕后功臣沃兹尼克就开始耍起大牌了。在苹果的编程员迪克·休斯顿眼中，沃兹尼克“失去了挑战。人们不再对他说，他做的东西是狗屎。他获得了电脑奇才的地位。日子久了，他自己也相信了。他心里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他喜欢这个角色。所以如果有人拿他说事，他就很容易发作”。
从1983年开始，沃兹尼克就与苹果产品的研发没什么关系了。1987年，沃兹尼克不再是苹果的全职员工，但依然是苹果的一分子，依然领着苹果公司的薪酬。他与乔布斯也依然保持联系，并成为了苹果的狂热粉丝。2007年6月29日iPhone发售时，沃兹尼克就在凌晨4点跑到自己家附近的专卖店去排队。iPad发售后，他也在第一时间预购了3台：“一台送朋友，两台给自己，其中一台3GS，另一台是WiFi。”沃兹尼克还解决了iPhone电池待机时间短的问题：“同时用两台iPhone！一台用来讲电话，一台用来查信息！”最后还不忘告诉记者：“你没办法相信，这样用起来是多么顺手！”
今年4月，老沃兹尼克参加了“全球存储网络”会议，谈到了平板电脑对计算机产业的影响：“它是可以与电视机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相媲美的，它是"普通人"的新PC。”而当被问起与乔布斯的关系时，沃兹尼克回答：“我们之间从未不和，我们只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观点而已。”这也印证了两人共同的朋友对两个史蒂夫的评价：乔布斯有兴趣管理公司，沃兹尼克仍然只是一名工程师。
Facebook：大家只好法庭见
2010年的夏天过后，马克·扎克伯格这个名字就变得像Facebook一样有名了。虽然在Facebook上线之初，扎克伯格就已经在网页的最下方打上了“马克·扎克伯格制作”的Logo，但并非所有使用Facebook的人都真的非常关心这个网站究竟是谁建的。然而，畅销书作家本·麦兹里克给了Facebook一个更好的解释：“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虽然性、金钱、天才和背叛仅仅只是出版社打上的广告语，但在这整本书中，这四个词可谓连贯始终，缺一不可。
而后，颇受广大反叛青年欢迎的大卫·芬奇看上了这个故事，将其改编成为电影，取名《社交网络》。书与电影均为了更受欢迎，捏造了很多虚构情节。但是，在整个Facebook的发展史上，文艺作品倒是没有偏离真实：扎克伯格的哈佛校友、Facebook的首任CFO爱德华多·萨维林确实为Facebook的上线提供了第一笔资金支持，爱德华多也确实从未认为自己能够像扎克伯格那样为了Facebook放弃学业。真实的情况是，在扎克伯格如电影中所演一样，在哈佛宿舍里埋头写代码只想让Facebook尽快上线的时候，爱德华多已经投身金融行业，在雷曼兄弟公司赚到高额薪水。爱德华多也一直想用引入广告的方式来为Facebook赚钱，这与扎克伯格对于Facebook的信念背道而驰。2007年，扎克伯格亲手将爱德华多的名字从公司文件里，“创始人”的一栏中抹去。
“爱德华多想在网站中引入广告，扎克伯格反对，他说那样的Facebook就不酷了。”“当你不再适合公司的发展，就必须离开，这就是硅谷的残酷之处。”这就是Facebook的早期员工对爱德华多的印象。现实中的爱德华多，显然不像电影中冒着大雨往返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两地、却在严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好朋友一脚踢掉的角色：现实中的他更像一个商人，一个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老手，一个对Facebook三心二意的投资人。
跟保罗与盖茨、沃兹尼克与乔布斯不同的是，爱德华多与扎克伯格这两位合作伙伴最终将对方请上了法庭。而不同于畅销书和电影中的描述，滚石杂志给出的说法是，先起诉的一方并非爱德华多，而是扎克伯格。扎克伯格起诉爱德华多冻结了当初他所设立的银行账户，让Facebook无法再向前发展。而爱德华多则反诉扎克伯格，认为自己之所以冻结账户，是因为扎克伯格从未返还两万美元的原始资金。在这场明明白白的兄弟反目之后，扎克伯格才进行了电影中驱逐爱德华多的那个步骤。
尽管爱德华多顺利从哈佛毕业，并通过漫长的官司赢回了5%的Facebook股权，也将自己的名字重新打在了Facebook网站的发行人一栏上，但是，他与扎克伯格不可能再是当年的好哥们了。
《社交网络》上映前扎克伯格就宣称，自己绝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在电影上映没多久，他就买票冲进了电影院。他并没有评价影片中的前女友，因为在Facebook创立初期他就是个有女友的人了，这位华裔女友至今仍跟他住在公司附近的出租房里带着扎克伯格的120亿身家。
由此看来，也许扎克伯格并不是个混蛋，他只是和乔布斯、盖茨一样，太过执着地爱着他们亲手缔造的虚拟王国，仅此而已。
王石与褚时健：一场鲜为人知的对话
王石听禇时健这个“天生资本家”讲述橙浮人生、世情冷暖与赚钱之道。
听说王石要来，86岁的禇时健上午十点多就在村口的小饭馆站着，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
禇时健为什么要见王石？
禇时健说，因为“这个人在基本感情上、基本看法上，和我比较一致。”让禇时健印象最深的是，对于自己七八十岁了还敢创业，王石了解其中的艰苦。
11年前，刚从珠穆朗玛峰上下来的王石，就特地去见过刚从狱中“保外就医”的禇时健。和那次一样，要见这位吃住都在果园里的老人一面，驱车来回要九个小时。
王石为什么想见褚时健？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虽然隔得很远，但想的一样，做的也一样。
“很多人说，褚时健之前做的是特许经营，随便从昆明街头找个人，给他一样的条件他都做得到。”王石说：“我不这样认为，几百家靠特许经营的企业，为什么褚厂长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王石给褚时健75岁高龄创业的壮举起了个名字，叫“中年的延长”。作为这片广阔橙园名义上的所有者，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说：“我们是在玩儿，你们跳舞、唱歌、打门球、打乒乓球，我到果园里看果子，也是玩儿。”
“您应该是天生的‘资本家’”
W：您用化肥吗？
C：用肥料也要讲究结构，纯粹氮肥就不行，果子看上去长得大，但味道淡、吃起来不舒服。这两天我们正在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我们有一个小肥料厂，一年产六七千吨，一棵树一年分到15公斤左右，这样土壤就变好了。
我们给大家设定了一个目标树龄，我们目标是，有30年结果期，这是算过账的，假如从头开始（种树），除了一亩地投资两三万，还要耽搁三四年没有果子，而我们延长一年果龄，就会很划算。
现在别人租土地给我们的3000棵树，已经22年了，还很旺盛，估计可以收获到30年。我们多结一年水果，虽然多花点工资运输费，但等于白赚很多。中国柑橘协会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劳动成本高，我说高一点问题不大，出来的果品好，销售价高3点、高5点，不就拿回来了。
W：您应该是天生的“资本家”，整天都算成本、收益。
C：过去我帮国家干，也总是想拿最低成本换最高效益，那17年我已经做到了，烟叶一公斤我们为国家贡献225元税收和利润，同行能到40元就算最好的了。不算到心中有数，你就做不到。
我们在整个车间，单管节约、管原材料的就设计了八个岗位，一道一道来，第一道消耗指标是多少，下一道又是多少，到月底都要算账，算账以后有15%的收益奖给他们。
所以当时国家对工业企业的统计指标是十个，我们十个指标在国内都是第一，100多家同行远远落在我们后面。我们从头到尾一套系统做精细管理，各个环节都要讲数字，最后一检查，完成了还是超过了，每个月都要兑现奖惩。
以前还批判利润挂帅，我说如果利润不挂帅，国家的收入就要少很多，单说（企业领导）政治好就一切都好，我有点不相信。
W：您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也没上过商学院，这些想法是天生的？
C：我父亲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日本飞机轰炸，爆炸点离他太近，医治不好去世了。我母亲带着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过日子。我从小跟妈妈酿酒，那时候就开始算账。我读中学时也是靠酿酒赚钱，放假回来还自己酿酒，成本概念、利润概念早就很深刻了。
W：这等于十多岁就懂得算账了？
C：是。别人家用三斤包谷酿一斤酒，我说原料占成本太多，其次是燃料耗费太大，我们要想办法，实现两斤包谷酿一斤酒。原料煮熟以后要发酵，发酵环境我小时候就懂了，放在暖和的地方出酒率跟放在冷的地方不同，于是我创造条件，把火炉的木炭拿来，室温就上来了，我们的酒就多起来了。
我小时候酿酒，包括燃料和备料都是一个人搞。后来办企业时，在批判利润挂帅、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大家要改善生活。我们的食堂办得是最好的，政府给我们规定的利润都能完成，换别人来经营就是亏本，换我们就是赚钱的。
W：您说的是糖厂？
C：是小红糖厂。当时我说国家拿的多，大家都太清苦了，要把废弃物收起来，多养400头猪。
W：您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吧？
C：那时候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我就抓住一条，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需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改善生活，结果我们的日子就比别人好。当时不准发奖金，我们只直接提高生活标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念着口号搞资本主义。
“借钱给我们的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
W：既然能算成本、利润，那您应该也会算风险。您当时做果园，有没有想过70多岁才再次创业，万一不成怎么办？
C：想过。我们两个下决心的时候，首先想的是这件事，我们资本少，当时只有200多万，但做这个项目要几千万，不足的本钱就向朋友借，借钱给我们的有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
我也跟他们说过，万一失败了，我赔不起怎么办？朋友说：“您别说这个话，我们一家拿点钱借你，您有就还，没有就不还，也不要增加压力，我们相信您有九成把握。万一失败了，就是您不赔，您也别不安心。”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借来的钱都还了。
这些朋友说不要，我说我赚钱了不还不行。但朋友们坚决不要利息，我总觉得和朋友相处，不能对不起他们。
W：这就叫信誉？
C：是。我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以前有个牌子（的香烟），是用最好的原料做的，但就是没有利润。《人民日报》记者问我这个事情，说你们定的价钱比成本还低，但质量又那么好……我说我们经营最不成功的就是这个牌子，最好的原料制造，但价格不理想。
采访一见报，那个牌子一星期销量就升了五倍，从东北到南方所有摊位上有多少卖多少，从70元涨到340、350元。我去南京、去王府井，问他们卖多少钱？他们说卖400元，我说：“你卖高了”。后来有人说，为什么我一句话就让这个品牌价格就涨上去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老头不会说谎，他说是好原料，肯定是好原料。后来我们同行里有很多人都学这种办法，但都搞不成，别人一听就说：“这个家伙是骗人的”。
W：大家为什么这么相信您？
C：我给他们许诺的东西都兑现。
W：您一直这么要求自己？
C：不然人家干吗对我讲诚信？所以商业来往没有诚信是最糟糕的事情，谁都有最困难的时候。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我帮过他们，有几个厂都要破产了，但我们只费一点力气就让他们翻身了，到今天他们都还感谢我。
我后来去了其中一个厂，他们把职工集中起来敲着鼓欢迎。我们说下回再这样，我真不敢再来了。所以，你对人诚实、宽容，人家对你也一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人家都帮我们，那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种出来的果子好，所以销售困难。有一家就说你不要管了，你多余的卖不掉的拉来送给我们，一家30吨、50吨、100吨地卖，还有450吨的，别人就是这么帮我的。
W：但在中国，信用一直是个大问题，守信用的人似乎不多。
C：很多人设法骗人，但我们能做到十成，也只敢讲八成，跟政府也是只说到八成，还留着两成，担心做不到。说过的话就努力实现，朱镕基是很严格的人，他要求别人也严，他到我们那里，我跟他反映一个问题，我说进口指标不行。他说：“我帮你解决”，又说：“这个投资完成以后你的税能增加多少？”
那时他还在当副总理。我说：“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个改造完成以后，中央财政一年增加30亿。”朱总理说：“老褚你别吹牛”；我说，“我跟同行都不会乱说，何况跟您？等到一年，你问财政部这笔钱拿回来没有。”
W：后来实现了吗？
C：这个项目增加了40亿。后来我跟他身边的同志讲：“你跟朱副总理说一下，老褚那个任务完成了，而且还超过一点。”前一段有人来云南的时候，他还托人问老褚现在好不好。
“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总要对着树说话”
W：褚老您是12年前开始种树的？
C：我们2002年把这些地深翻，2003年开始种，今年第11年了。照广西、广东那边的惯例，树已经到了衰老期，投资还没收完。但我们两年就收回投资了，树还很旺盛，所以全国种柑橘的大省，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看我们。
W：您70多岁才开始种树，但他们一直在种，还有一些做农业研究的，种了几辈子都种不过你？
C：他们几代人都按传统搞，比如说湖南一些人。我们品种的原生地在湖南，但现在湖南本地的冰糖橙已经不行了，我们的却还行。
W：您一般什么时候处理果园的事？
C：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总要对着树说话。前四五年我的腿还好，到冬天的时候还能给树整形，多余枝条要剪掉，要思考树怎么长果品才好，坐到树根下讨论树。我们（和员工）经常要讨论的问题就写在黑板上或在会议室讨论，一般事情就是现场说。
W：马老师（褚时健夫人马静芬）给我们看了这些书，都是您当年自学的？
C：是的。晚上三四点睡醒了，就想着今年的果子有什么问题，要是找不到答案就睡不着，就翻这些书。
W：翻书就翻明白了？
C：书要翻，还要总结树的具体情况，要找规律。我们请过专家，有人说枝条要多，少了不行，叫工人一根枝都不能剪。但果子成熟后，要掉20%——30%，我们就开始怀疑他的技术。
我觉得不剪不行，不剪阳光照不进来，而树缺少日照，中间枝条就会枯萎，就长不好，花就开不好。慢慢地我们就了解了一些规律。
总之，遇到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总结经验，所以现在果子产得很好。
这三四年广东、广西有人过来说：“你们的树十几年还能结果，我们七八年就不行了”。又问我，小年产多少，大年产多少。我跟他们说，我们年年是大年，年年树种的都不密，原来一亩地种148棵，现在减少到80棵，每年要砍10%左右，砍了七八年，年年砍，年年产量向上走。
W：为什么要砍树？
C：太密了不行。柑橘协会有个理事长，他说你的种法成本高，恐怕不行，我说可以的，你卖8毛一斤，我卖8元，成本高10%不要紧。
再说，我们工夫花得多，但慢慢地机械化了，成本也就下来了。以前我们这些农田运输都有问题，靠人挑，现在我们把路修通了。
W：这是农业现代化啊！
C：我们农用拖拉机可以开到每个角落，也就节省了劳动力。
有一种病叫柑橘黄龙病，四五年就可以把一个果园毁掉，我们这里也有，大家都头疼。在别的地方，这种病医治不了，传播黄龙病的小虫在病树上爬过，又带着病毒爬到第二棵树，第二棵就得了病。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些人专门做病情侦查，然后确定病源，再定点清除。半个月来一次同防同治，几百户农民一起用喷药机械，一家人一台，我们出钱，大家一起来干活。
所以来学习的人都觉得很奇怪，问：你们怎么没有黄龙病？我说有啊，但我们把传播媒介杀死，虽然这样就要多花劳动力，但劳动力多一点也划算。因为你不杀它，它就把整个园子都毁了。广西这六七年有很多乡镇把树全部铲除从头再来，但我说这样也不行，传染病马上又会传开，要先把传播途径控制住。我们花了不少钱，现在来看很值得。
W：要算一笔账吧？
C：我们的劳动力也不是特别贵，反正一棵树得病，我们就连根挖走，然后再种一棵大树苗，所以，果园看着还是很整齐的。
“人总要有希望，没有希望活着就难了”
W：您以前管工业，现在是管农业，管工业的怎么能把农业管好？因为这是不同的概念，和工人打交道，你发工资人家干活，不干活我还可以罚你；农民不能这样啊，很难控制得住吧？您刚才说，大家对病虫害都没办法，但您就能把发病率从5%、6%降到1‰。尽管我相信您管烟厂的能力，但这么多年过来，我还是非常好奇，怎么把管工业和管农业两种理念结合起来？
C：开始我考虑过，第一，我从出发点考虑这个问题，市场分析都做过了，觉得有八九成把握成功。当时对这件事也是自己逼自己，因为别的我搞不成，没资本，不然我就做铜矿了，当时1.5万的成本可以销售到7万元，利润率非常高。但我没有那么大资本，所以就放弃了，搞现在的项目一两千万就可以。
W：为什么一定要再创一番事业？
C：我也想消磨时间，省得一天坐着生闷气。后来国企老总们的收入对我还是有点影响的，虽然人家总说我心态好，但其实也没那么好。我18年拿了80万工资和奖金，后来这些老总实行年薪制，但他们工作上没什么进步，一年就拿两三百万，这个时候我心里是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我就想找点事打发我的时间，一天上楼下楼跑十多次，总要找个事做，因为不甘心，不管目标能不能达到，人总要有希望，没有希望活着就难了。
W：会不会受另一种影响，就是有人觉得您以前取得的成绩跟政策有关？
C：是啊。很多人说起我过去取得的成绩都是靠国家保护，有国家政策在，人人都做得到。但我知道实际情况，所以心里一直不服气。
开始种橙子的时候，就说一定要种好，我定的目标是，销售3元，成本最多1元，必须赚2元。把这个目标定下来后，朝着目标努力。
W：你做国家专卖行业时的目标和做褚橙的目标是一样的吗？
C：差不多。
W：问题是农业没有行业保护吧？
C：谁都不会认为我现在还享受国家保护吧？其实，他们说老褚当时是占国家政策便宜，但我说全国180个烟厂，为什么别人都占不到保护的便宜？所以，我要做成一件事情（种橙子）来跟大家比比。
最开始，我们有一些十五六年、二十年经验的人，我把技术问题全部交给他们解决。但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不能继续前进了，这样我们就做不到3元的销售，1元的成本。
后来我自己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两三年之后，他们说这个老头进入角色了，我们（技术员）的事情，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来了，而且把道理讲得很透。
W：后来就没争议了？
C：到2008年的时候，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争论了。
W：其实社会上也没有争议了。
C：是的，我没有国家保护，利润率还是非常高，而且是稳定的，我们在全国柑橘类市场中做到最好。现在国内总的柑橘量还是过剩的，但我们在总的过剩当中，基本做到稳稳销售。大伙看看，国家不保护，结果怎么样？
还有，我这个人挺怕求人的，去哪里都难开口。以前，人家跟我借钱，借3000万、5000万美元，像四川的涪陵烟厂，只要能说出道理，比方说三峡水库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影响，我就借给他们3000万美元，那时候汇率还是双轨制，我只要他们按照国家汇率还钱。
但我去求人的时候就开不了口。后来人家来帮我，也是他们先提出来，说你有困难，多余的（橙子）找我，我们买来发给职工。结果，他们集团消费完，多数人就知道了我的品牌，都觉得老褚种的橙子好吃。
让我求人真是不行，原来身边的人说找×××吧，我说我不找，不能经常求人家，求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不能这样搞，长久不了的。
M：他搞销售还有个秘诀，就是要让中间商多赚钱，中间商多赚钱人家才给你卖。还有就是零售商要多赚钱，这样他们就会来帮忙，假如总是想着自己赚得多，那就麻烦了。有时候我们讨论价格的时候，他总是说，不要定得太高，要让别人赚钱，这样我们也赚钱，销售就不困难了。
听说你（万科）下面那些人，都有股份，你拿的比他们还少，是不是？
W：我是万分之一。
M：你是万分之一，别人比你多吗？
W：我没有褚总当时那么威猛，万科进行改造的时候，60%归国家，40%归企业，政府也有份。继续说褚橙的事？
C：后来我们好起来了，利润大概四五千万。跟现在那些老总比，他们两三百万一年，但有的老总把企业搞砸了，虽然也拿着两三百万，但我相信他们日子也不好过，被人家指着脊梁骨。
“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并不快乐”
W：您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C：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并不快乐。我出差到北京都躲着人，找我的人太多了。等我离开以后，他们才知道我去了北京。那个时候我并不轻松，并不快乐，压力也重，但别人认为我很成功，认为我很快乐。现在我觉得还算快乐。
W：您最大的人生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在过去的30年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C：事情做好，不论做大事小事，乐趣就在里面。事情做不好，心就不安，老是晚上睡不着，然后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
这12年我们主要是种果子，每年都看到果子长，一年又过一年，到2007年就把债还清了，到2008年开始更主动了，那一年增产1000吨，销售慢慢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才感觉轻松。当时多1000吨少1000吨不影响大局，但市场一出问题，那就麻烦了。
做经营最怕的是你的产品卖不动，卖不动麻烦就来了，苦难也来了。但我们慢慢走出困境，感觉更高兴了，现在一年赚几千万，别的不多想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W：褚老先生做的事情，对中国民营企业家非常有启发，如果仅仅局限于报道一下，来个作家写一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最好还是请类似清华北大或者哈佛商学院，安排专门的博士、教授来真正地研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让褚老来口述，进行分析，慢慢总结。
M：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这些教授那么感兴趣？他们总结得出来吗？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这里很多教授来，他们修剪的树不会结果，但我们修剪过的就能结果。
W：教授也分类。其中一类是做园林、搞植物学的教授，那个我不大懂。我说的研究，是从褚厂长管理企业的经验、做事的经验之中进行系统梳理，这是可以借鉴的。这个事情如果不做，将来会是很大的遗憾。
M：那倒是，他原来是不让写，一说写书就说“不写不写”。
W：不是写书。就这样说，比如说能不能筹备在玉溪建个企业博物馆，在褚厂长健在的时候整理、收集这些东西，把更多的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录下来，也许现在的教授不行，但可以留给后边更聪明的人，让他们来做研究。从褚老的家族开始研究，包括酿酒。
还有比如说在烟厂、在糖厂，他是怎么做管理的，慢慢整理出来，慢慢复原。我担心褚老一直在这里不方便，是不是玉溪那边更适合？合适的话，我们就在玉溪安排教学的地方，能做这样的事是我的荣幸。
C：也是我们的荣幸。
W：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老的粉丝。褚老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
“你问最重要的，那就是这条命了”
W：褚老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C：最大的成就，你（老伴）帮我归纳一下。
M：我不说，就是你说的那句话。
W：你老伴说了，你最大的成就第一个就是找到她了。
C：我们两个吵了一辈子架，但谁都离不开谁，结婚快60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生过什么家庭风波，也是一起度过的。
有一次在元江涨大水时，我去捞木头，差点被水冲走，但我想自己死了无所谓，她们两个怎么活？于是手和身体的力量突然大起来了，拼命往岸上游，大概五六分钟吧，抓到一块岩石，算是得救了，又休息十多分钟才出来。当时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就是家庭责任感吧。
问我最大的成就？从解放那年起，中国的很多运动我都经历了，我也做过很多事，很难说我哪件事没做好。被划成右派以后，我还搞过糖、酒、纸，参与了农业中的一些事，我从来没有躺下来过。
W：对最后的人生成功，都是很好的经历。
M：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要感谢它们，没有那些经历就没有今天。
C：我现在87岁（虚岁）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规模从2500亩增加到13000亩，但很多工作是别人去搞了。(www.lzdaxue.com)我们两个权衡过，现在还要指导他们，让他们少走点弯路，如果我还能活10年、15年，这个事情就会很圆满地完成；如果活不到，他们的困难就增加了。
M：说简单点，你问最重要的，就是这条命了。
C：他们（儿孙）在国外定居的都被我们叫回来，很有点对不起他们。两个（外）孙女，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都不想回来，但都被叫回来了。她们能回来有一个原因，如果她们读的是北大、清华，你让她们回来卖橙子，她们绝对不干，会不好意思的。
M：最近几年看到了效果。我们的大孙女那时坚决不回来，说要拿到绿卡才回，我说你拿到绿卡我们早累死了，快回来。
W：您对她们有什么忠告？
C：我跟她们讲，要艰苦，做人要公正，做人公正才能得到多数人支持，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朋友、没有支持是搞不好的，希望她们领会我这些思想。
我一生中，主观上没有对不起朋友的事情，不管怎么说，80%、90%的人对我印象还是可以的，我还在牢房里时×××领导就叫人送5万块钱给我，说要注意营养。他是我帮助过的人，不求回报地帮助过他。
他从另一方面认为，这个老头还算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国家的。
W：褚先生一直说自己是给国家做事情，后来70岁开始给自己做，完全是家族的事情，这个转变当中，感觉上有什么区别？怎么把褚橙传承下去？以前您成功了，但谁来接班您决定不了，现在是您自己的事情，怎么考虑接班？
M：我们两个有段时间分歧很大，他对美国印象很好，但我对美国不感兴趣；老褚不想传给子孙，我就坚决要传给子孙。
| 本文标题： | 汤唯倔强生长：一部励志的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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