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革命不是为了名利

　　1909年10月下旬，孙中山写信给吴稚晖，对陶成章他们的攻击曾作过一些解释：“而世人之所见疑人者，多以用钱一事着眼，故将弟所发起之三次革命所得于外助之财，开列清楚。”信后附了详细说明。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金，所得助者只香港李纪堂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之资，我此前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本文由励志大学www.lzdaxue.com整理提供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唯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欠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人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11月12日，孙中山在纽约写信给巴黎的吴稚晖(与章太炎有仇)，“闻美西金山等处华人思想颇开，唯被陶布散传单之后，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对于弟之感情大不善，非多少时日未易解释此种疑惑。最妙莫如由《新世纪》用同人字样作函致美西四报馆即《大同》、《美州少年》、《中西》及云哥华之《华英》，及檀香山三报馆《自由》、《民生》、《大声》，作为同业互通消息之谊，将陶信内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之口声之无理处指出，并下以公平之评判;当较《新世纪》已言者略详;及劝报中同业不可误听一面之词，如外间有人疑惑当按公理解释、维持人道等语。此函当由巴黎寄发及盖《新世纪》之印据，如此则必为力甚大。”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

　　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稚晖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唯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